弗兰克尔是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纳粹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本书第一部分叙述了弗兰克尔的集中营经历，第二部分阐述了他的“意义疗法”。本书不仅适合于心理学爱好者，也适合面临挑战希望寻找生活意义的人们。

目录 
代序 
一 集中营历劫 
1 一场硬仗 
2 挣扎生存时的道德问题 
3 鼓足勇气，现身说法 
4 苦役的代价 
5 入营第一关 
6 由惊骇到视若无睹 
7 冷漠是自卫的绝招 
8 精神创伤 
9 非人的境遇 
10 比噩梦还恐怖 
11 画饼充饥 
12 “性”趣缺缺 
13 宗教热 
14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15 死囚的美感经验 
16 营中艺术活动  
17 集中营幽默 
18 苦中作乐 
19 救命仙丹 
20 独处的渴望 
21 人命如蝼蚁 
22 德黑兰的死神 
23 自由的曙光 
24 吃瘪与吃香 
25 临时舍监 
26 抉择与自由 
27 超越当前的困境 
28 精神防线 
29 参透“为何”，迎接“为何” 
30 寻出生命的意义 
31 集体精神治疗 
32 天使和恶魔 
33 获释后的营俘心理 
34 人格解体 
35 宣泄 
36 重获新生 
37 精神失调的危机 
38 直如一场噩梦 


二 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 
1 求意义的意志 
2 存在的挫折 
3 心灵性神经官能症 
4 心灵动力学 
5 存在的空虚 
6 生命的意义 
7 存在的本质 
8 爱的意义 
9 苦难的意义 
10 形而上的临床问题 
11 演剧意义治疗 
12 超越的意义 
13 生命的短暂性 
14 意义治疗是一种技术 
15 集体性神经官能症 
16 泛决定论的批判 
17 精神医学的信条 
18 再赋予人性的精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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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戈登．欧伯 
　　作者弗兰克博士，是一位精神医学家。他经常问遭逢巨痛的病人：“你为什么不自杀？”病人的答案，通常可以为他提供治疗的线索。譬如，有的是为了子女，有的是因为某项才能尚待发挥，有的则可能只是为了保存一个珍贵难忘的回忆。利用这些纤弱的细丝，为一个伤心人编织出意义和责任——这便是“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的目标和挑战，也正是弗兰克博士在现代存在分析上的创见。 
　　在本书中，弗兰克博士现身说法，详述他如何由亲身经验，发明“意义治疗法”。他曾是集中营里的囚犯，漫长的牢狱生涯，使得他除了一息尚存之外别无余物。他的双亲、哥哥、妻子，不是死在牢营里，就是被送入煤气间。一家人全都死了，仅剩下他和妹妹。像这样一个丧尽一切，饱受饥寒凌虐，随时都有死亡之虞的人，怎么会觉得人生还值得活下去呢？一位曾亲身经历过这种惨绝人寰遭遇的精神医学家，他的话必然值得我们洗耳恭听。他这种人，必然能够以睿智和悲悯的眼光来盱衡人类的处境。  
　　本书处处流露着坦率和真诚，因为都是刻骨铭心的实录，容不下丝毫欺瞒。以弗兰克博士目前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中的地位，加上意义治疗诊所在世界各地声誉日隆，且都仿效他的维也纳综合医院精神科的情形来看，他所说的一切，自然深具威信。 
　　我们不能不把弗兰克的主张与治疗方法，拿来跟他的前辈大师弗洛依德互作比较。两位大师最关切的便是精神官能症的性质及治疗。弗洛依德由起因于矛盾与潜意识动机的焦虑中找出失调的症结，弗兰克则把精神官能症区分为数类，并把其中数类（譬如心灵性神经官能症〔Noogenicneurosis〕）归因于病人无法由自己的存在中找出意义与责任感。弗洛依德强调性挫折的重要，弗兰克则强调寻求意义之意志受挫的重要。 
　　今天，欧洲人士纷纷舍弗洛依德而就存在分析，而意义治疗学派就是存在分析的一种。弗兰克的见解具有包容的气度。他并不排斥弗洛依德，反而以后者的学术贡献作为其学说架构的基础。他也不和别的存在治疗学派闹纠纷，反而把他们当成同门兄弟。 
　　本书虽小，结构却十分巧妙，读来扣人心弦。本人两度拜读，皆一口气读完，直如中了魔咒。在故事部分中，弗兰克医生曾介绍他个人对“意义治疗”的体会。由于他是在故事行进当中以温和含蓄的笔法引介的，所以读者只有在全书读毕之后，才会领悟到那一段原来别有深意，而不只是集中营里另一个残酷插曲而已。 
　　这个自传式的段落，十分发人深省。读者从中可以窥知：一个人在恍悟到自己“除了这寒伦可笑的一身之外别无余物可供丧失”之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在弗兰克笔下，这种既感叹又超然的心理，最是扣人心弦。当事人先是对自己的命运怀着淡漠而超然的好奇心；而后，虽然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仍然想尽办法保住残生。至于饥饿、屈辱、恐惧以及对惨无人道的愤慨，也都因为心中珍藏着爱侣亲人的倩影，或怀着不绝如缕的幽默感，或因为宗教信仰，甚或是对花草树木、晨曦夕照的一瞥，而变得差可忍受。 
　　然而，这些慰藉除非能帮助当事人由状似毫无意义的痛苦中看出一些道理来，否则仍不足以鼓舞生存的意志。而这，正是存在主义的中心思想所在：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由痛苦中找出意义。如果人生真有一点目的，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得自行寻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则他即使受尽屈辱，仍会继续成长。弗兰克特别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集中营里的每件事，都是为叫囚犯丧失自主权而刻意设计的。生活上一切熟悉的目标全遭掠夺，剩下的只是“人的最后一件自由”：在既定的境遇中采取个人态度的能力。这项最终极的自由，古代斯多噶学派和当代存在主义学者都曾提及；而在弗兰克的故事中，尤其带有鲜活的意蕴。集中营的囚犯都只是平凡的人，却至少还有几个人能够决定使自己“苦得有价值”，因而证实了人超越其外在命运的能力。 
　　作者身为精神治疗专家，当然希望知道人可以借着怎样的帮助，来获得这惟独人才有的能力。我们当如何唤醒一个病人，让他感觉到自己无论处境多么悲惨，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呢？弗兰克就曾和他的难友一同举行过一次集体治疗会议。这次会议，在本书中有动人的描述。  
　　弗兰克医生应出版商之邀，在自传之外增列了阐述“意义治疗法”基本概念的第二部分。以往，这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第三学派（前两派为弗洛依德学派和阿德勒学派）的出版品大部分都在德国发行。因此，弗兰克博士这番增补工夫，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弗兰克与欧洲许多存在主义学者不同；他既不悲观，也不反对宗教。相反地，他体验过痛苦的如影随形、无所不在，也面对过邪恶的力量，但他却能认定人类有足够的潜力来超越困境，发现一个能提携其成长的真理。 
　　我由衷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小书，因为书中戏剧般的故事，其实就是在探讨人类最深切的问题。本书富有文学与哲学的双重价值。捧读本书，在不知不觉之中，对当前最重要的心理学发展必亦略有所窥。    
　

　　第一部　集中营历劫 
　　1 一场硬仗 
　　本书并不以集中营实录自诩。书中所载，只是数百万集中营俘虏反复身受的痛苦经验。这是一个集中营的内在故事，由一位生还者所述。书中没有那屡经描绘而其实不太有人相信的大恐怖，有的只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的小折磨。换言之，本书只想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一个普通的俘虏每天生活在集中营里，会有怎样的感触?” 
　　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大多不是发生在著名的大型集中营里，而是发生在屡见残杀的小集中营里。书中故事，不是英雄烈士的苦难事迹，也不是“酷霸”或知名俘虏的生活点滴。它所关切的，不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所受的苦，而是诸多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俘虏所遭遇的苦刑、苛虐及死亡。“酷霸”真正瞧不起的，正是这些平凡无奇、袖子上一无标记的俘虏。他们几乎无以果腹，而“酷霸”却从不知饥饿为何物。事实上，许多“酷霸”在营期间的膳食，比这辈子的其他时候还要享受。但他们对俘虏的态度，比警卫还要苛薄；打起人来，也比纳粹挺进队员还要狠。当然，“酷霸”是由众多囚犯中精挑细选而来的。他们的个性，恰恰适合担任这种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力，有负所托，立刻就会被刷下来。因此，他们一个个都卖力表现，俨若纳粹挺进队员和营中警卫。象这种例子，也可以用同样的心理学观点来衡量。 
　　局外人对集中营生活，很容易抱着一种带有怜悯与感伤的错误观念，至于对营中俘虏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则不甚了了。这种挣扎，正是为了日常口粮，为了生命本身，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  

　　2 挣扎生存时的道德问题 
　　且以换营为例。换营消息，是由官方发布的，表面上说是要把一批俘虏转运到另一个营区。然而你如果料想这所谓的“另一个营区”其实就是指煤气间，你的推测可以说八九不离十。病弱而无力工作的俘虏，都会遭到淘汰，并且遣送到设有煤气间和火葬场的大型集中营里。淘汰的方法，是叫全体俘虏来一场群殴，或者分队格斗。当其时，每个俘虏心中最记挂的便是：努力把自己和好友的名字，排除于黑名单之外——尽管大家知道拯救某人，有可能会被发现。（注：个人觉得这句应译为：“尽管大家知道，每一个获救者都意味着另外一个牺牲者。”）  
　　每次换营，总有一定数量的俘虏非走不可。然而，由于每个俘虏不过是个号码，所以究竟走了哪些人并没多大关系。俘虏在入营之时，随身证件和其他物品就已经遭到没收了(至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这样做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虚报姓名职业。许多人为了各种理由，就都这么做。当局所关注的，只是俘虏的号码。这个号码，就刺在各人的皮肤上，也绣在衣裤的某个地方。任何警卫若想“整”一个俘虏，只要对该俘虏的号码“瞟”一眼就行了(这一“瞟”，即可教我们心惊肉跳)，根本不必查问姓名。   
　　言归正传，换营队伍行将离去时，营中俘虏是既不愿也没有时间去顾虑道德或伦理问题的，每个人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并且设法营救朋友。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想尽办法弄到另一个人，另一个“号码”，来代替他加入换营行列。   
　　我曾提过，挑选“酷霸”的方法十分消极．只有最残暴的俘虏才会被挑出来担任这个差事(虽然也有些侥幸的例外)。不过，除了由挺进队负责挑选之外，还有一种毛遂自荐的办法是在全体俘虏之间全天候进行的。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无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 

　　3 鼓足勇气，现身说法 
　　有关集中营的报道和实录，多已有案可稽。可是，事实真相只有附属于一个人的经验时才有其深意。本节所要描述的，正是这些经验的特质。笔者愿意以当今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为曾陷身集中营的人阐释当时的经验，并帮助未曾身历其境的人理解、体会这极少数浩劫余生、如今却万难适应正常生活的人所曾身受的历炼。这些历劫归来的生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过去的经验。身历其境的人，不必别人多费唇舌来替他解说；没有经验过的人，不会了解我们当时和现在的感受。” 
　　要有条不紊地阐述这个主题，实在相当困难。毕竟，心理学家总该维持其学术上的超然。可是，一个坐囚期间从事其研究观察的人，是否拥有这必要的超然呢?局外人必定有这种超然，可是往往因为相距太远，事不关已，而无法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论述。这种事，只有局内人最清楚。他的判断容或不够客观、不够公允，但这原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他想要避免任何个人的偏见，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这也便是撰写这样的一本书的困难所在。有时，作者必须鼓足勇气，写出极其隐私的经验，我在撰写当时，就曾经打算隐匿真实姓名，只附上我坐囚期间的俘虏编号。可是脱稿之时，我又发觉如果匿名出版，本书的价值势必减半，更何况我必须有勇气公开陈述我的信念。因此，我尽管十分不愿暴白自己，却没有删去任何章节。
　　把本书内容浓缩成理论的工作，我将留待他人去做。这些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深受瞩目，而其“铁丝网恐惧症”为众所知的监狱生活心理学，可能有所贡献。晚近，人类在“大众精神病理学”(容我引用LeBon的一本著作中的著名词句及书名)上的进展。可以说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赐，因为这场大战制造了神经战和集中营。    

　　4 苦役的代价 
　　本书所述，乃是我在集中营中身为一名普通俘虏的经验。因而，我特别要声明的是，被俘期间，我除了最后几个星期之外，并未受雇担任营中的精抻病医生甚或是一般的医生。我提到这一点，难免有些自豪。我有几个同行相当幸运，能够在简陋且仅供应绷带(由破布和废纸作成)的急救站工作。而我，带着一一九一○四的俘虏编号，大部分时间都在铁路沿线上挖土和铺铁轨。有一次，我独力挖掘一条地下水管的通道。这项功绩后来得到了报酬。就在一九四四年圣诞节，我收到一份所谓“奖金联券”的礼物，是由承包该项工程的建设公司发给的。我们这些俘虏，实际上是被集中营当局卖给这家公司当奴役，该公司每天按俘虏人数付给当局一笔固定的工资。每份联券约值五十个芬尼，可以兑换六根香烟。兑换时间，通常在几星期后，不过有时候也会失效。于是乎，我成了个骄傲的“财主”，拥有一份值十二根香烟的礼券。这十二根香烟本身或许无甚意义，却可以兑换十二份肉汤，而十二份肉汤在当时看来，委实是一道消饥救急的大餐。     
　　抽烟的特权，只保留给每星期都有固定奖券配额的“酷霸”，和在仓库、工作场所担任守卫、或领取几支烟以为担当危险职务酬劳的人。除此之外，就只有已丧失生存意志，想“享受”生平最后几天的俘虏，还可以拥有这个特权。因此，我们一旦看到一个同伴在抽烟，就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而生存意志一旦丧失，便很难以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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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入营第一关 
　　现有大批资料，为众多俘虏的经验与观察的结晶。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资料，将会发觉众俘虏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入营之后的阶段、习于集中营例行生活的阶段、释放且重获自由之后的阶段。   
　　第一阶段最显著的征状便是震惊。在某些情况下，俘虏也可能在正式入营之前即已有此征状。 
　　且以我个人入营时的情况为例。当时，共有一千五百人在火车上度过了几天几夜，每节车厢有八十个人，每个人都得躺在自己的行李(即个人仅余的身外物)上。车厢内因为拥挤不堪，鸽灰色的晨曦只能由车窗顶端透进来。每个人都以为火车会驶向某个军需工厂，然后大家会在那儿充当强制劳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仍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抵达波兰。火车的汽笛声一如求救的呼喊，听来十分凄厉，像是要为一步步接近地狱的可怜乘客叫冤抱屈似地。不久，火车转辙了，显然已接近一个大站。突然间，一厢厢忧心忡忡的乘客纷纷惊叫：“那儿有个牌子，奥斯维辛!”煞时，每个人的血液都降到冰点。“奥斯维辛”是恐怖的代名词，代表着煤气间、火葬场、大屠杀。火车慢慢地、近乎迟疑地行驶着，仿佛希望为乘客拖延真相大白的一刻：奥斯维辛!     
　　晨曦渐露，一座庞大的集中营逐渐现出轮廓。几排长长的带钩铁丝网篱笆，几座守望塔、探照灯，以及一列列憔悴褴褛的人形沿着荒凉的石路蹒跚走着，在灰白的晨曦中，不知要迈向何处。有几声零落的吆喝和指挥的哨声，却不知有何含义。想像中，我仿佛还看到有几座绞刑台，上面吊着晃来晃去的死人。我不觉毛骨悚然，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因为随后一个遥无止期的大恐怖，正等着我们去适应哩!      
　　火车终于到站了。一声声吆喝，打破了起初的静默。此后，我们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就一再听到这粗鲁而尖锐的噪音。它酷似罹难者临死的哀号，所不同的是，它带着刺耳的沙哑声，仿佛发自一个不得不常如此叫嚷，或一再遭受谋害的人的喉间。车厢门立刻被推开了，一小队着条纹制服、剃光头，看来营养不错的俘虏冲将进来。他们操着各种欧洲语言，而且全都带有一些幽默；只是此情此景，这种幽默听来未免怪异，就像垂死挣扎一样，我骨子里的乐观(这种乐观使我每逢最险恶的境地也常常能克制自己)紧紧攫住这个念头：这些俘虏气色不错，精神似乎很好，甚至还笑得出来。说不定，日后我也可以挣到他们今天这种地位呢! 
　　在精神病学里，有一种状态叫做“缓刑错觉”。死刑犯在处决以前，幻想自己会在最后一分钟获得缓刑。同样地，我们也抱着一线希望，直挨到最后一刻都还相信结果不会这么糟糕。先看到那些俘虏的圆脸和红润的双颊，就已经是一大鼓励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批俘虏是经过特选的中坚分子，多年来一直负责接收每天涌入车站的乘客。而所谓“接收”，包括点数新到的俘虏、搜查随身携带的行囊，其中凡是稀有物品或走私来的珠宝，一律没收。在大战的最后几年，奥斯维辛在欧洲想必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珍贵的金银财宝，必定不只锁在硕大的储仓内，还掌握在挺进队员手中。   
　　一千五百名俘虏都被关进一间顶多只能容纳两百人的库房里。我们饥寒交迫，库房内连蹲的地方都不够，更别说躺下来了。四天之中，我们仅靠一片五盎斯重的面包果腹。然而，我却听到几个看管库房的资深俘虏用一枚白金钻石领夹和一名负责接收的俘虏谈交易。大多数的利润，最后都用来买醉——这儿可以买到杜松子酒。足够一晚酣梦的杜松子酒，究竟需要花几千马克才能买到，我已不复记忆；可是，我却知道那些长期受到监禁的俘虏需要杜松子酒。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花钱买醉，麻痹自己呢?还有一批俘虏也有酒可喝，并且由纳粹挺进队无限制供应。这些俘虏都在煤气间和火葬场工作，他们深知终有一天，自己会被另一批人取代，也深知自己终究会由目前这不得不干的刽子手角色而沦为罹难人。   
　　我们这一梯次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个痴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灾解厄。火车到站时，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的命运，有人叫我们把行囊留在车上，然后分男女排成两行，以便遂次由一名挺进队的资深长官面前通过。教人吃惊的是，当时我竟胆敢把我的背袋藏在外套里边。我这一队继续前进，一个个从这位长官面前经过。我很清楚，这官员一旦发现我暗藏背袋，必定叫我吃足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狠狠踢我一脚。我本能地挺直腰杆走向这位长官，免得他瞧出我身上的重物。不久，我与他正面相对。他身材高挑，合身的制服纤尘不染；反观我们，漫长的旅途之后，已经是蓬头垢面，一身邋遢，跟他呈强烈的对比。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态，左手托着右肘，右手直立、并用右手食指悠闲地指向左，或指向右。我们丝毫不知道这家伙的手指头一忽儿指向左，一忽儿指向右，究竟有何不祥的含义。只是，他指向左边的次数占大多数。   
　　轮到我了。早先，有人低声对我说，指向右边表示要工作，指向左边表示无力工作和有病在身，会被送到一个特别的集中营去。于是，我静待发落；身上的背袋沉甸甸的，使我稍微歪向左边，但我奋力站直。挺进队的这位长官打量了我好一会，似乎在犹豫。而后，他伸出双手，搁在我肩上，我努力显出精明的模样。最后，他非常缓慢地把我扳向右边，我便向右边跨去。    
　　当晚，这种“指头把戏”才告揭晓。原来这是第一次的淘汰与判决——判决我们究竟是生存或丧命。我们那一梯次，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几个钟头之内立刻处决。所有被叫到左边的人，当时立刻由火车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场。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就告诉过我，火葬场那栋建筑的门上，用欧洲各种语文写着“洗澡间”字样。进门时，每名俘虏都会收到一块肥皂，然后——唉!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不提也罢!反正这种恐怖的事情，许多书刊都已经报道过了。   
　　我们这些幸存的少数，当晚就获悉真相。我向几名曾在那边工作过的俘虏打听消息，因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儿了。   
　　“他是被叫到左边的吗?”
　　“对!”我答。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们说。 
　　“哪里?”我问着，有人伸手指向几百码外的一支烟囱。一股火焰，正由烟囱口喷向灰蒙蒙的波兰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烟雾里。
　　“你的朋友就是在那里，他飘到天堂去了。”我听了，仍然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对方只好用普通的语句另外解释一次，我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此处所讲述的，并没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由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从火车站破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历程，一直要等到我们在营中歇息下来，度过第一夜才止。 
　　在挺进队的警卫持枪戒备之下，我们奉命由火车站穿过通电的带钩铁丝网和营区，奔向清洗站。我们这批通过了第一关的邋遢人，在这儿可以说真正享受到洗澡的舒畅。“缓刑错觉”也因此再度有了个明确保证，连挺进队员似乎都和蔼可亲。可惜不多时，我们看出了和蔼可亲的原因。这些队员只要看到我们手腕上带有手表，对我们便亲切有加，并且鼓起如簧之舌，以万般善意的声调劝我们把手表交出去。既然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充公，为什么不干脆交给一个看起来比较和气的人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帮个大忙哩! 
　　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那小房间似乎是消毒间的休息室。挺进队员出现了，并摊开几张毯子，要我们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表、珠宝全扔进去。有几个俘虏还天真地问说：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纪念章或幸运符什么的，使得在那儿充当助手的几个资深俘虏为之发笑不已。到那个时候，每个人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一切物品会被搜个精光。   
　　我曾试着向一位资深俘虏吐露我的秘密。我偷偷溜到他身边，指着我外套暗袋里的一卷纸说道；“你看，这是一本学术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我能够保住老命已经该谢天谢地，不敢再有非份的奢想了。可是我实在克制不住。我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留这份手稿。这是我这辈子的心血结晶。你知道吗?” 
　　嗯！他是知道了。他脸上慢慢绽出一个笑容，起先带着悲哀，继而变成逗趣，而后现出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后他以营中俘虏惯用的一个字汇，答复我的问题：“狗屎! ”就在那一刻，我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并且抵达了我第一阶段的心理反应的最高潮：我挥手斩断过去的一切。   
　　突然间，大伙儿骚动起来，一个个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站着，并且议论纷纷。此时，刺耳的吆喝声再度响起，我们在哨子的催促下赶忙跑进堂前的休息室，然后在一个挺进队员四周集合起来。此人一直等着所有的俘虏统统到齐，才开口说道：“我给你们两分钟，并且用我的手表计时。在这两分钟内，你们要脱个精光，并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脚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带或吊带，或者疝气带，其余全部不准留在身上。我就要计时了——开始！” 
　　大伙儿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宽衣解带。时限愈短，每个人就愈显紧张，笨手笨脚地扯着内衣裤和鞋带腰带。不久，一阵鞭打声响起，原来是皮鞭打在赤条条的人体上所发出的响声。     
　　后来，我们被赶到另一个房间剃毛，不惟头发、胡须都要剃掉，连身上任何部位的毛也得剃个精光。接下来便是到淋浴间．大伙儿再度排队。此时，每个人几已面貌全非，彼此间差不多都认不出来了。差可告慰的是，有些人发觉莲蓬头上的确有水滴下来。 
　　等候淋浴时，全身的赤裸，使得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此际，我们除了这光秃秃的一身，的的确确是一无所有了；就连身上的毛发，也已经被剃除净尽，仅余这赤裸光溜的身体。我们还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同过去的生活产生关连呢?我个人，还有一副眼镜和一条皮带，可是隔没多久，我就不得不用皮带去换取一片面包了。拥有疝气带的，倒是多了一样值得庆幸的东西。当晚，管理我们那间茅舍的资深俘虏在致词欢迎我们的时候，就严正地警告说，如果有谁胆敢把钱钞或珠宝缝进疝气带内，他一定会亲手把那个家伙吊到屋梁上。说着，他指了指上头那根横梁，并且骄傲地说他资格老，按营规他有权这么做。   
　　说到鞋子，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我们虽然有权保留鞋子，但拥有适脚鞋的人，最后都不能不予以放弃，换来一双不适脚的。更苦恼的是，有些俘虏听从了资深俘虏在休息室内的善意忠告(表面上似乎是善意的)，便把过膝长统靴的上半截切掉，并用肥皂涂去切痕，借以掩饰。可是，挺进队长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因此每个有嫌疑的俘虏都被叫到隔壁一间小屋里。不久，皮鞭的呼啸声和挨打者的号叫声隔墙传来，而且持续了好一阵子。   
　　某些人心中尚存的几个幻想，就这样逐一归于破灭。意外的是，大多数人心头渐渐滋生出一股顽强的幽默感。我们知道，除了这可笑的赤裸之身，我们已别无他物可供丧失。当莲蓬头开始喷水，我们全都努力地寻开心，努力开自己和彼此间的玩笑。毕竟，莲蓬头总算还喷得出水来哩!   
　　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蟠踞着一种感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    
　　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已。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后果又会怎样。譬如，当我们淋浴完毕，身体赤裸而还湿漉漉的，却要站在户外忍受着晚秋刺骨的寒意；当其时，每个人对下一个“节目”就十分好奇。往后几天，这种好奇渐渐转变成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没有感冒。   
　　大凡新到的俘虏，总有一箩筐类似的惊奇等着他去发掘。如果他是医科出身的，那他一定最先发现教科书全是在扯谎!譬如，我就记得教科书上说过：人如果每天没有睡满一定的钟点数，就活不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过去，我一直深信有些事我就是办不到或无法适应：比如，我没有某样东西就睡不着，我没法跟某种人或某种现象共处于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在奥斯维辛的第一晚，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睡的是一层层搭架起来的硬木板床。每张床宽约六尺半到八尺，却挤了九条大汉，而且九个人分盖两条毯子。当然，我们只能侧卧且彼此紧挨着身子。这样倒有个好处，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按规定，鞋子是不准带上床的，不过，有些人还是偷偷把沾满泥垢的臭鞋垫在头下当枕头，免得使都快脱臼了的手臂还要为“曲肱而枕之”而受罪。怪的是，睡神依旧光临，让大家在黑甜的梦乡里得到几个小时的解脱。   
　　还有些我们居然都能忍受的境遇，也值得一提。我们无法刷牙，维生素又严重缺乏，奇的是，每个人的牙龈反而远比以前健康。同一件衬衫，我们得穿上半年，直到毫无衬衫样为止。由于水管冻结，我们常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洗澡(即连局部冲洗也不行)，然而手上擦伤发炎之处，却不因为工作得满手污垢而化脓(当然，冻疮则又另当别论)。还有像浅眠易醒者，以前只要隔壁稍有轻响，立刻会惊醒过来，如今身边紧挨着一个鼾声如雷的家伙，却睡得香甜万分，丝毫不受干扰。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究竟对不对，我会说，“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怎么适应的。”只可惜，心理学研究目前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我们俘虏在当时，也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当时，我们仍处在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   
　　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即使为时十分短暂)。这是由于境遇的无望，无时无之无日无之的死亡威胁，以及目睹他人惨死的惊惧使然。我基于个人的信念(这容我稍后再述)，在营中的第一晚就私下作了个坚决的许诺：我决不去“碰铁丝网”。“碰铁丝网”是集中营里流行的一句话，意指最常见最普遍的自杀办法——去碰充有电流的带钩铁丝网篱笆。我下这个决心，并不算太困难。自杀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一般的俘虏只要客观地估计，且算好一切可能的良机，都会发觉活命的指望极其渺茫。他无法自信能通过连番的淘汰，因为通得过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奥斯维辛的俘虏在满怀惊骇的第一阶段当中并不怕死，经历过最初几天之后，连煤气间的恐怖也不足畏了。（注：这里是否少译了一句“毕竟，煤气间省了他自杀的功夫。”） 
　　我后来遇到的几位朋友，都告诉我说，入营时那种惊骇，我的还不算特别严重。因为，在奥斯维辛度过第一夜后的翌晨，发生了一个插曲；当时，我只是笑笑，而且是由衷的一笑。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同业，比我早到了几个星期。当局虽严禁擅离属区，这位仁兄还是偷偷溜到我们营舍，想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一些事。他变得实在太憔悴，我们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摆出高度的幽默和漫不在乎的姿态，匆匆关照我们：“别怕!也别担心被淘汰!马医生(挺进队的医科主任)对医生特别照顾。”(这话其实有错。一位六十多岁的医生俘虏就告诉我，他曾经哀求马医生放过他那个被送往煤气间的儿子，马医生无情地拒绝了。)      
　　“不过，请你们牢记一点，”他继续说道。“如果可能，最好每天修脸，即使用玻璃片来修……或即使用你们仅余的一片面包来换取修脸机会，都大大值得。修了脸，看起来比较年轻，脸色也比较红润。如果你们想活命，唯一的办法便是：摆出还能胜任工作的样子。如果你只是跛脚——譬如说，你脚跟起泡，不幸被挺进队员发觉，他会把你叫到一边，然后第二天送你到煤气间。你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末世脸’是什么意思吗?一个人如果脸色黯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而且无法再胜任吃力的苦工，……这人就是个‘末世脸’。迟早——通常是快得很——他就会进入煤气间。所以千万记住：时常修脸，走路或站立都要挺直腰杆。这样就不必怕煤气间。你们这几个虽然只在这儿待了一天，却都不必怕煤气间，除了你——”他指着我，说道：“请恕我直言。”然后又对其他人强调。“你们中，只有他才该害怕下次的淘汰，所以，不必担心！” 
　　当下我笑了。此刻，我相信任何人当时如果碰到我这种情况，反应也会和我一样。   

　　 6 由惊骇到视若无睹 
　　“丧失理智，一定事出有因，不然就是没有理智。”（注：我觉得这句似乎也翻译得有些奇怪，我会译为“总有些事情会让你丧失理智，除非你根本没有理智可供丧失”。）这句话，大概是诗人莱辛所说的。遇到反常情况而有反常的反应，这是正常的行为。一个人在遭逢巨变——譬如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即使是精神医生，也会预料他反常的程度将与他正常的程度成正比。一个人对他被抓进集中营这件事的反应，容或显示他心智异常，然而客观说来，却是正常且典型的反应(这一点容后详述)。如前所言，这些反应在几天后开始有了变化。当事人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冷漠、无动于衷的阶段。当其时，他达到了一种情绪死亡的境界。   
　　除开已描述过的反应之外，新到的俘虏还尝到其他难以堪之的情绪折磨，也企图予以缓和。其中最难挨的，莫过于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了。思念之情常因为澎湃难抑，令人心如刀割。再来就是嫌恶之感。周遭的一切丑陋现象，即使只是外表的样子，就足以叫人作呕。   
　　大多数俘虏，都可以分发到一套破烂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倒是能增益其丰采。在营中的幢幢房舍之间，堆着成堆的秽物；愈是努力去清除，愈是不得不要去接触。管理当局特别喜欢把一名新的俘虏分派到扫厕所和挑大粪的工作队里。在挑粪时，如果粪水溅到脸上，只要他一显露出嫌恶的表情或企图揩去污物(通常会这样)，“酷霸”立刻会给他一顿毒打，这样一来，他无论如何也会克制他的正常反应了。   
　　新到的俘虏，起初若看到别个工作队受到“游行”惩罚的情景，总会掉头不看。他不忍心看到难友在泥地里忽上忽下地行进，还得随时承受残暴的棍击。几天或几星期后，情形改观了。早晨天色尚暗，他正和队友站在大门口，准备出发前往工地。他听到一声惨叫，然后看见一个难友被打倒后站了起来，旋又再度挨揍而颠仆于地。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人患了热病，申请调入病房，不料时机不对，便被当局视为企图逃避劳役而遭受处罚。  
　　但是，已进入心理反应第二阶段的俘虏，目睹惨状，已不再把眼光掉开。他的感觉已经迟钝，因此即使目睹也无动于衷。且再举一例：他在病房内等着，因为受伤、水肿或发烧，很希望获准在营内做两天轻松的工作。就在这时，有人扶着一名十二岁男童进来。这男孩光着脚(营中没有他能穿的鞋子)在雪地里劳动了几个钟头，脚趾头都冻坏了，值班医生用镊子把已经坏死且冻成黑色的趾头一个个摘掉。这幕光景看在他眼里，丝毫激不起恶心、恐怖或怜悯的情绪。他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儿；因为，几星期来的集中营生活，已使他看惯了痛苦死亡和垂死挣扎，再也引不起任何感觉了。         

　　7 冷漠是自卫的妙招 
　　我曾在专供斑疹伤寒患者居住的茅舍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些病人体温都非常高经常神志昏迷，而且大多都奄奄一息。每当有人死去，我总是冷眼旁观着随之而来且已经司空见惯的一幕：众俘虏一个个挨近犹温的尸体，有的抢到一盘吃剩的马铃薯泥，有的发现死者的木鞋比自己的稍好而来个调换。另一个抢到了死者的外衣，还有一个更因为也抓到了一点东西——一根真正的绳子——而高兴万分。    　　 
　　我以事不关己的冷淡看完这一幕，才叫"看护"来移开尸体。他讪讪然来了，抓住死尸的脚使劲一拖，尸体就掉在两排木板(也就是五十名患者所睡的床)之间的窄道上。他再拖着尸体走过凹凸不平的泥地，来到门口那两级通往户外的台阶前。两级台阶各有六英寸高，对长期挨饿，体力不济的我们，向来是一大考验。在集中营待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已无力拾级而上，只得伸手抓住门框，使劲把自己拉上去。    　　 
　　那人走近台阶，虚弱地把自己先拉上去，再拖着尸体：先是脚、再而躯体，最后，紧跟着一阵恐怖的碰撞声之后，尸体的头部总算也拖上了台阶。    　　 
　　当时，我正在该茅舍的另一边，紧靠着唯一的小窗口(窗子离地面很近)，以冰冷的双手捧着一碗热汤，贪婪地啜着。无意间，我往窗外一望，恰好看到才移到那儿的死尸，正以呆滞的眼神死盯着我。两个钟头前，我还跟死者说过话哩!然而此刻，我继续啜我的热汤。    　　 
　　我若不是因为职业关系，对自己当时的冷漠大感惊异，很可能早就淡忘了此事。毕竟，这其中简直不含半点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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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精神创伤 
　　冷漠寡情，感觉钝化，自觉什么也无法在乎——这正是第二阶段心理反应所特有的征状。这些征状，终能使一个人忍受无时无之的鞭笞而浑无所觉。每个俘虏就靠这种迟钝和麻木，很快把自己裹进一层极为需要的保护膜里头。     
　　我们常因为细故(甚或是无缘无故)而挨打。譬如，面包是在工地分配的，必须排队领取，有一次，我后面那个人站歪了一点点，队伍因此不够整齐，结果惹恼了挺进队的警卫。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警卫到底怎么想，可是突然间，我头上吃了两记闷棍。直到那一刻，我才发觉身旁那个警卫出手打人。那种时候，最难受的不是肉体上的痛苦(不论大人或儿童皆然)，而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创伤。  
　　奇怪的是，在某些情形下无形的打击反而比有形的殴打还难以忍受。有一次，正值大风雪，我那个工作队照常赶工。我站在铁轨上，努力铲石头填补轨道——因为这是取暖的唯一办法。有一会，我停下来靠着铲柄喘气，不巧警卫正好转过头来，以为我在偷懒。令我感到痛苦的，既不是侮辱，也不是殴打。他大概认为对我这种衣衫褴褛、不成人样的怪物，没有开腔的必要，连骂一声都嫌费事。于是，他戏弄似地拣起一颗石子，向我抛来。这个举动，仿佛是要引起一只畜牲的注意，好叫它回到工作岗位上似地。显然，他把我看作一个与他毫无共同处的动物，所以连惩罚都嫌多余了。   
　　挨打时，最痛苦的便是其中所暗含的侮辱，有回，我们扛着长而笨重的梁木，走过冰冷的铁道。一旦有人跌跤，不仅他本人危险，扛着同一条梁木的其他人也都会遭殃。我有位好友患有先天性臀骨脱臼症，由于身体残疾的人一经淘汰，差不多都会被送进煤气间，所以他尽管疼痛难挨，还是庆幸自己能够劳动。他扛着一条特别笨重的梁木，一颠一跛地跨过铁道，眼看着就要跌跤，且连同其他伙伴一块绊倒了。当时，我恰好没扛着梁木，因此我不假思索，便冲上去帮助他。不料，警卫一棍打在我背上，还对我谩骂一阵，命我滚回原处。而几分钟以前，这名警卫还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些"猪"太缺乏友爱精神了呢!   
　　又有一次，气温为华氏二度，我们在森林里挖掘已冻得硬邦邦的表土，以便埋设水管。当时，我身体已经变得很虚弱。一名监工走来了。他的两颊丰腴红润，令我明确地联想到一个猪头。我注意到他在这酷寒的天气中，戴着一双温暖宜人的手套。他沉默地盯了我好一会，我感到祸事临头，因为我眼前那堆土，正好显示我究竟挖了多少。   
　　他开口了："你这懒猪，我从开头就注意到你了。你等着瞧，我会教你怎么工作的。我要你用牙齿来挖，要你像畜牲一样死掉!看着好了，两天之内我会把你干掉!你这辈子从来就没劳动过吗?猪!你以前是干什么的?生意人吗?" 
　　他这番恶声恶气的话，我倒不放在心上。只是，我必须顾虑到他要杀我的威胁。因此，我挺起腰杆，正对着他说："我以前是医生——专科医生。" 
　　"什么?医生?我敢说你一定从病人身上揩了不少油啰!" 
　　"正好相反，我在贫民医院工作，常常分文不收。"至此，我显然说得太多了，当下他纵身一扑，把我打倒，还像疯子一样大叫。至于叫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   
　　我写出这段微不足遭的经历，是为了表示：有些时候，再冷漠的俘虏，也会被激得满腔怒火——不是为残酷或痛苦而发怒，而是为了切身相关的侮辱。那次，我简直热血沸腾，因为我不得不要恭听一个对我毫无所知的人批评我的过去，而这个人(下列这段评语，是我在事后对一个难友所说的。我得承认这番话给了我稚气般的发泄)，"样子那么粗俗，那么野蛮；我医院门口的护士，光看他一眼就不会让他进来"。   
　　所幸，我队上的"酷霸"对我深为感激。他对我很有好感，因为我曾在前往工地的漫长步行当中听他吐露他的爱情故事和婚姻问题。我为他作了性格上的诊断，还提出精神治疗方面的建议，令他印象极深。此后，他一直深为感激。这对我大有帮助。以前，他好几次在工作队(约由二百八十名俘虏组成)的前五排中，为我保留了一个与他隔邻的位置。这种恩惠非常重要。天色尚暗，我们一大早就得排队。每个人都怕迟到，也怕排在后面几排中。每遇有讨厌的工作需要人手，一位资深"酷霸"就会出现，并由后面数排中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不幸中选的俘虏，就得在陌生警卫的指挥下，动身前往另一个特别令人生畏的工地。偶尔，那位资深"酷霸"也会从前五排中挑选人手，只为了逮住自作聪明的俘虏。人选一旦挑出，任何哀求，抗议都会在几记准确的踢打之下归于沉默，而中选的可怜虫便在吆喝殴打声中被赶往集合地点。    
　　不过，只要我那位"酷霸"感到有倾诉衷曲的必要，这种事就临不到我头上。在他身边，我必定拥有个荣誉席位，而且还有另一个好处。我就像绝大多数的俘虏一样，两脚浮肿，脚上皮肤紧绷得连膝盖都难以弯曲。为了让鞋子容得下一双肿脚，我只得不系鞋带；即使有袜子，也只能弃而不穿。结果，我光溜溜的脚丫老是湿漉漉的，鞋内也老是灌满雪泥。这当然会引起冻疮，因而我每跨一步，都痛彻骨髓。每当行经白雪覆盖的田野，我们的鞋上常结出一块块的冰层。许多人一再滑倒，每一滑倒，后边的人就跟着绊跤，整个队伍因之停顿下来。然而不会耽搁太久的。警卫当中，总有一名立刻出面，以步枪枪柄，使劲往跌跤的俘虏身上一敲，他们很快便纷纷起身。这时候，你排得愈前面，就愈不必停顿下来，更不必为了弥补耽搁掉的时间而以一双痛脚跑步。所以，能够成为"酷霸"阁下的私人医生，并在队伍前排中以平稳的步伐前进，实在很令我开心。 
　　此外，在工地午餐时，只要是分配汤，一轮到我，这位"酷霸"便会把汤杓直接探到桶底，再捞出一些豌豆来给我，算是对我为他服务的一个额外报酬。过去当过军官的他，竟还鼓起勇气，偷偷向曾跟我吵过架的那名监工说：他晓得我是个特别优秀的工人。这虽然无济于事，但他仍然设法营救我(这只是许多次中的一次)。就在我与那名监工发生了那件事之后的第二天，他偷偷把我调到另一个工作队去了。 

　　9　非人的境遇 
　　也有些监工同情我们的遭遇，尽量减轻我们的负担——至少在工地是如此。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监工，也经常提醒我们说，普通工人有时候干的活跟我们一样多，所花的时间却更短。然而，如果他们知道正常工人每天的饮食不像我们这样，只有十点半盎斯的面包(这是规定上的，实际上更少)和一小碗的稀汤，而且还不必承受精神压力，不必时时面对死亡威胁，一定会知道个中的原因。何况，正常工人不像我们这样，全无家人音讯，更不必担心亲人是不是被关进另一个集中营，或已经被送入煤气间。有一次，我就曾鼓足勇气对一个和善的监工说："如果你能够以我现在向你学习修路的速度，来跟我学习脑部开刀的技术，我便佩服你啦!"当时，他咧嘴一笑。 

　　10 比恶梦还恐怖 
　　第二阶嚣的主要征状——冷漠——是自我防卫所必需，人一旦冷漠，现实就模糊了；而一切的心力和情感便贯注在一件事上：保住自己和好友的生命。每天傍晚，当俘虏由工地返回营区，常常会松一口气叹道："呼!幸好又过了一天。" 
　　读者一定不难理解，这种随时随地提心吊胆、力图自保的日子，很容易使俘虏的内在生活倒退成原始状态。营里有几位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同业就常说，营中俘虏都有一种"退化现象"——精神生活变得更原始、更接近本能的现象。他的愿望及欲念都在梦中显现出来。 
　　俘虏最常梦到的是什么?是面包、蛋糕、香烟，以及舒服的热水澡。由于这些单纯的欲念未获满足，他便在梦中寻求"愿望实现"(wish-fulfillment)。至于这种梦对俘虏是否有些好处，那是另一回事。反正，作梦人终究必须醒过来，面对集中营的现实，也面对该现实和梦中幻境之问的可怕对比。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有一夜，我被一个难友的呻吟声吵醒。那家伙虽然睡着，却四处翻滚冲撞，显然正在作恶梦。由于我对作恶梦和发癫的人向来特别同情，当下便想伸手，把那个可怜虫摇醒。才刚伸出去，我突然又缩了回来；想摇醒他的念头，把我吓住了。那一刻间，我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事实：任何梦任何事就是再恐怖，也不可能比得上集中营的惨酷现实。而我，居然想把这可怜虫唤回到惨酷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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