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敲诈勒索多少钱可以判刑？

是否构成敲诈勒索，主要看当事人是否通过威胁他人名誉、隐私、家属亲人安全等方式，迫使对方交出财物，被敲诈人的隐私等正当与否，不影响敲诈勒索的成立。这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也是法律上的一根红线，越过了就是刑事犯罪。

吴秀波出轨事件真相仍旧扑朔迷离，双方各执一词，舆论场上也是众说纷纭。1月18日，当事女主木木的父母发布公开信，详细叙述了女儿被引诱回国后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的过程。让舆论一时哗然的不仅是明星出轨，而是出轨后还将当事女方"设计"进了看守所，这种手段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而后，吴秀波一方发布律师声明，称木木父母的"公开信内容不属实，我们已将此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并将追究发表人的法律责任。"1月19日，吴秀波妻子何震亚通过吴工作室发布声明，称对方多次索要巨额钱财，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家庭饱受困扰。当天，木木父母再次发公开信，对声明内容逐条反驳，双方的舆论战持续升级。

木木被刑事拘留的事由是敲诈勒索。关于敲诈勒索曾有多起颇有争议的案件引起关注，每一次都引发了公众对"敲诈勒索罪是否被滥用"的讨论。黄静购买华硕笔记本电脑多次出现异常现象，要求巨额赔偿，致黄静因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并被批准逮捕，后不起诉，检察院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结石宝宝"的父亲也曾因与奶粉企业交涉赔偿，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后再审改判无罪，这一前一后的反转让人唏嘘。

除了"维权类"案件外，官场是敲诈勒索的另一个多发地，利用官员的软肋进行勒索早已不是秘密。各地相继爆发的"雷政富版"案件，大多遵循了同样的轨迹，色诱党政干部、偷拍开房，以不正当性关系敲诈勒索，且屡试不爽，背后往往有组织化运作的影子。敲诈勒索固然是违法犯罪行为，但部分现象能够长期存在，敲诈勒索案件一再引起争议的土壤亦不能忽视，这里面既有个人道德问题，也有制度层面的漏洞。

对于吴秀波案，北京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德峰分析说，该案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核心争议点集中在"是否以威胁手段索财"。首先，所谓分手费或精神损害赔偿等，没有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婚外情分手单就这一行为本身，谈不上伤害，法律上不认可这种索赔。当然，如果女方出现怀孕或者被欺骗等情况，男方可能要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医疗费、营养费等实际支出。

所以，木木是否构成敲诈勒索，核心就在于是否用揭发别人隐私等威胁方式要求吴秀波给钱。孔德峰说，如果木木确实采取了威胁等手段，则很可能构成敲诈勒索，法律上不会因为她的情感受害者身份而免除刑责。

所谓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量刑梯度是非常明确的，金额越高刑期越重。

上述刑法条文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判断标准分别为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具体数额由各省根据本地经济水平确定，各地略有差异。也就是说，敲诈勒索五十万以上，就有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刑期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重的。

孔德峰解释，是否构成敲诈勒索，主要看当事人是否通过威胁他人名誉、隐私、家属亲人安全等方式，迫使对方交出财物，被敲诈人的隐私等正当与否，不影响敲诈勒索的成立。比如，官员有贪腐行为，某人以此相威胁不给钱就举报，并获得财物，就属于敲诈勒索，这与合法的举报权是两回事，因为合法举报不存在向对方索要财物的行为，举报和勒索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获取财物为目的。

威胁或要挟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可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孔德峰说，即便有合法的索赔权，属于自身法定权利，也要使用合法的手段，否则也可能涉嫌构成犯罪。比如正当的劳动争议、消费纠纷，维权也要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渠道，不能以曝光隐私等违法手段相威胁。

"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细节披露，当事双方也是各执一词，比如，木木究竟是否真的威胁吴秀波，并向其索要钱财。也就是说，是否真的存在威胁行为，是法律判定的关键。"孔德峰分析，如果是吴秀波自愿给钱，哪怕是其妻子发现并要求追讨，法律上也很难追回，因为自愿赠与和敲诈勒索有着本质区别。当然，"如果吴秀波给木木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另外一方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在这个意义上，吴秀波的钱还真的可能未必是想给就给。"也就是说，即使不涉及犯罪，民事上原配也可以起诉要求返还赠与财产。

当然，如果木木并未采取任何威胁行为，是吴秀波自愿给其财物，则不会涉及敲诈勒索。如果真如木木父母公开信所言，木木是"被设计"，则背后还可能涉嫌公职人员违法行为，那就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就此，孔德峰分析，假如吴秀波先是自愿而后后悔，或者，其妻发现且坚决不同意使得吴秀波反悔发生纠纷，并"设计"木木，则是另外一回事，此时，木木不仅不涉及敲诈勒索，吴秀波等人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不过，即便如此，"要想找到证据证明某一当事人为另一当事人编了个套，太难了。"因为设计圈套的取证难度极大，隐蔽性很强。

对于威胁行为的判定，司法实践也要权衡各种不同情节。比如，当事一方只是通过网络揭露，并未提到财物，只不过，在当事一方提供财物后，则停止揭露行为，过一段再次用此说事，是否构成敲诈勒索？孔德峰说，这需要根据具体个案来看，如果行为是连贯的，虽然没有索要财物的直接言语，但通过默示或暗示等行为表现，也可能实际上构成威胁行为。法院会综合全案证据判断行为的真实性质，不会机械地只看表面。

而且，对于"曝光隐私型"敲诈勒索，无论被曝光的隐私是否真实存在，都不影响定罪。作为经典案例的2009年海南一中院裁定的谢天开敲诈勒索案就明确，犯罪行为人以揭发对受害人不利的"隐私"为要挟，强行索要受害人财物，数额较大，不论该"隐私"所涉及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均不影响行为人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因为敲诈勒索罪保护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和意志自由，隐私的真假只是敲诈的工具，不影响行为本身的违法性。

不过，根据"两高"司法解释《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体现了刑法谦抑原则，也为实践中情节较轻的案件留下了出罪空间。

最高法院前法官曾撰文分析，司法实践中，有些敲诈勒索案件确因被害人过错引起，行为人以被害人过错相威胁或要挟实施敲诈勒索的，与其他敲诈勒索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程度有所区别，不宜机械根据数额、情节定罪处罚。具体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过错责任的性质、过错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度大小等因素，综合确定定罪量刑幅度，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事实上，因不正当性关系索取赔偿而引起的敲诈勒索争议，因上访维权向政府索赔引起的敲诈勒索争议，以及因消费维权索赔引起的敲诈勒索罪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比较典型认定相对复杂的三种类型，因为背后往往又与国情、人情等交织在一起，涉及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2018年第2期《中国刑事法杂志》曾撰文《法益理论的检讨性反思——以敲诈勒索罪中的权利行使为切入》分析，权利可以是法定权利，也可以是道德权利。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有索赔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在客观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或道德基础，这就是假想的权利行使，可以按照禁止错误的处理原则来对待。如果一种错误在道义上不值得谴责，这种错误就是无法避免的，属于责任阻却事由，如果错误在道义上值得谴责，这种错误就是可以避免的，无法排除责任故意。这一分析框架为司法实践中区分不同情形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文章称，对于假想的权利行使，只有当这种行为在道义值得谴责，才可以犯罪论处。如果这种行为在道义上不值得谴责，属于道德所容忍的行为，就可以排除责任故意。比如某人做某领导情妇一年，领导后抛弃小三，小三非常生气，向领导索赔50万，否则就要向有关机关告发（小三索赔案）。对此案件，小三并无道德权利或法定权利进行索赔，小三的这种索赔行为也无法为道德所容忍，索赔行为在道义上值得谴责，因此这种行为就不能排除责任故意，故可成立敲诈勒索罪，但可减轻处罚。若小三怀孕，以怀孕为由向领导主张赔偿（怀孕小三索赔案），如果赔偿数额在社会一般人看来是合理的，系道德所认可的行为，那就属于违法阻却事由。如果数额过高，但以抚养孩子为由向男方索赔也是道德可以容忍的，在道义上不值得谴责，故系责任阻却事由。这一区分在理论上具有说服力，但实践中如何认定"合理数额"仍是法官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判断的问题。

"无论如何，法益理论都不应脱离伦理道德的约束和指引，伦理道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刑法存在的重要基石。"罗翔在文章中提到，这句话既是对法理精神的提炼，也是对整个社会敲响的警钟——法律不能脱离民众朴素的正义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