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安德森 （Eric Anderson）是个有意思的人。
他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个勇敢的田野调查者，敢于深入社会观念中那些被贴上“禁忌”标签的领域，用严谨的社会学方法去探究现象背后复杂的人性逻辑。他的个人身份——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或许赋予了他独特的视角，能够更敏锐地察觉主流叙事之外的边缘经验与多元可能性。这种结合了个人经历与学术训练的背景，使他成为性研究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声音。

他研究体育、男子气概，还有性和性取向。这些课题彼此关联：体育文化常常是塑造和强化传统男子气概的场域，而传统男子气概又与特定的性脚本和性取向规范紧密相连。安德森致力于解构这些关联，揭示其中的权力 dynamics 和社会规训。他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是国际性研究学会（IASR）的当选会员，也是一个论文被引用11734次，H指数高达51的著名社会学家。这些学术头衔和指标不仅证明了他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也表明其工作在学术界获得了严肃的认可。他的研究并非猎奇，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数据和方法论基础之上。

社会学家埃里克·安德森｜ericandersonphd.com

他擅长访谈一些被视为“禁忌”的话题，让男性放下被评判的负担，说出心底真正的想法。这种访谈技巧是他的研究能触及深层真相的关键。面对出轨这样的行为，男性在社会压力下通常会极力掩饰或最小化，因为承认出轨意味着承认自己违反了强大的社会道德规范，可能损害其“好男人”、“可靠伴侣”的形象。安德森通过营造非评判性、绝对保密的研究环境，以及将出轨作为一个“敏感议题”而非“道德污点”来讨论，成功卸下了受访者的心理防御。

真心话有些吓人。
当人们被允许在安全的环境中，无需承担现实后果地袒露内心时，说出的内容往往挑战着我们对人性、爱情和道德的常规想象。这些真相可能令人不安，因为它们揭示了社会规范与个体欲望之间普遍存在的、被掩盖的张力。

比如说，安德森采访了120个英美的男大学生，问有多少人瞒着恋人出轨时，得到的数字是有长期伴侣的103人里出轨的有79人，比例高达78%。这个数字超出了大多数人对“常态”的理解。我们通常认为出轨是少数人的行为，是关系破裂的极端表现，但这个数据暗示，在特定群体（年轻男大学生）中，出轨可能是一种普遍、甚至常态化的经验。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亲密关系忠诚度的普遍预期，是否与人性中的某些方面存在根本性的、未被充分讨论的冲突？

这些男大学生并不是不爱他们的恋人——没有经济或者孩子因素逼着他们和恋人继续在一起。如果他们不爱了，完全可以和恋人分手。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排除了许多为出轨辩解的外在理由（如“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经济上离不开”）。这些年轻人关系相对单纯，分手的社会成本和实际成本较低。因此，他们的出轨行为更纯粹地指向了关系内部或个体内部的动机，而非外部胁迫。

事实上，很多人都在访谈中表达了对恋人的爱。有人在出轨后内疚、担忧、焦虑。害怕。有人因为出轨事件曝光而失去恋人，多年后还是懊悔不已，并依然认为恋人是“真命天女”，是“the one”。这些情感反应表明，爱与背叛可以在同一个人心中激烈共存。出轨者并非冷血无情的骗子，他们可能深爱着伴侣，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痛苦和矛盾。这种“爱”与“背叛”的并存，恰恰是出轨现象最令人困惑和心痛之处。它打破了我们“爱就意味着忠诚”的简单等式，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但他们还是出轨了。
这个简单的事实陈述，承载着巨大的张力。它意味着，在某些情境下，即使有爱、即使有内疚、即使知道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可能是性冲动、对新鲜感的渴望、对自我魅力的验证，或是逃避关系问题的需要）仍然会压倒对爱的承诺和对伤害的恐惧。这种行为与情感的脱节，是理解出轨心理的关键。

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出轨率？

78%的出轨率的确高得吓人。得到这个数字的原因有三——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这个高得惊人的数字是如何产生的，以避免过度解读或错误归因。安德森的研究设计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和“放大”了出轨现象。

一、安德森想研究的是出轨者的想法，因此特意选择了很可能出轨的人群。
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说明。研究目的决定了样本选择。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人们会出轨，你自然需要去找到那些有过出轨经历的人。因此，安德森没有从普通男性人群中随机抽样，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他认为出轨风险较高的亚群体：男大学生（处于性活跃期、社交机会多）、足球运动员（传统男子气概浓厚、常与“征服”、“男子气概”叙事关联）、以及男同性恋（在部分研究中显示可能有不同的关系模式）。这属于“目的性抽样”，其结果不能直接推广到所有男性，但能深刻揭示这些特定群体内部的动态。

这120个人都是18~22岁之间的男大学生，其中60人是来自美国三所大学足球队的异性恋，40人是来自英国大学学术班级的异性恋，还有20人是来自英国大学的同性恋。
样本构成清晰。年轻、大学生、身处高度社交环境，这些因素本身就与较高的性探索和关系变动率相关。将运动员、学术生和同性恋分组，则允许进行亚群体间的比较。

直男足球运动员比直男学术生出轨比例高。
其中，出轨比例较高的是直男足球运动员（83%）和男同性恋（85%）。出轨比例相对低的是直男学术生（65%）。尽管“相对低”，但65%依然是一个极高的比例。亚群体间的差异值得玩味：足球运动员文化可能更鼓励“男子气概”的炫耀性表演，包括性征服；而男同性恋社群内部对关系形式的讨论可能更多元，对“出轨”的定义和容忍度也可能不同，或者面临更大的社群内部压力去探索性。学术生群体比例稍低，可能与其社交模式、价值观或研究未捕捉的其他因素有关。

二、对“出轨”的定义比较严苛。
定义决定数据。安德森用的定义是主观的、关系本位的，而非客观的、行为本位的。这捕捉到了出轨在真实关系中的核心：它是一种对约定（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的违背，其伤害性在于伴侣的感受。

安德森用的出轨定义是，“做的事情会让关系里的任何一方觉得，违背了单偶制关系中明确或隐含的规则。”
这是一个非常宽泛且以受害者感受为中心的定义。它不局限于性交，而是包括任何被伴侣视为背叛的行为。这意味着，即使出轨者自己不认为某些行为（如深度情感聊天、热吻）算出轨，但只要其伴侣认为算，那么在研究中就被计入“出轨”。这更贴近出轨在现实关系中造成的伤害本质——伤害源于信任破裂，而信任破裂的标准由被背叛方决定。

也就是说，不管出轨者如何为自己开脱，只要他的伴侣认为他做的事算出轨，那就是出轨。如果伴侣认为“没发生性关系，只亲吻嘴唇也算出轨”，那就是出轨。这个定义排除了出轨者自我合理化（“我们只是接吻，又没上床”）的可能性，将评判权交给了关系中的“受害者”视角。这使得研究捕捉到的“出轨”范围可能比许多其他研究更广，因为许多研究只统计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三、安德森比较擅长访谈。
在当今社会，“一夫一妻单偶制”在价值观上是绝对主流。因此，很多出轨者会撒谎掩盖自己的行为，在很多研究中，出轨者很可能会谎称自己没有出轨过。社会赞许性偏差是出轨研究中的巨大障碍。人们倾向于报告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安德森通过技巧减轻了这种偏差。

安德森采用了一些办法来降低出轨者的戒心，承诺绝对的匿名（访谈者会被改名、更改细节，而且故事绝不会泄露给同学）；把出轨当成一个敏感的议题，而非不道德的议题来处理（让出轨者觉得自己不会被道德审判）等等。这些方法旨在创造一个“道德安全”的空间，让受访者能够抛开羞耻感和对评判的恐惧，更诚实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动机。这可能是其研究得出高比例的重要原因——在其他调查中，许多出轨者可能选择了否认。

不过，也有一些因素让出轨率可能比78%更高。
研究设计也可能导致低估了真实的出轨率。首先，安德森这个研究不统计曾经对之前伴侣的出轨，只统计对最近一个伴侣的出轨。这意味着，一个“惯犯”如果恰好在当前这段关系中（暂时）没有出轨，就不会被计入数据。这可能导致数据偏低，因为它忽略了个体的出轨历史模式，只捕捉了当下关系的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性一共有过三任伴侣，对前两个伴侣劈腿，但对第三任伴侣忠诚，则计入”没出轨”。这种统计方式关注的是“对当前伴侣是否忠诚”，而不是个体“是否有过出轨行为”。它反映了关系特异性，但可能低估了出轨行为的普遍性。

另外，在研究时没有出轨、研究结束后才出轨者，也没有被计入出轨数据里。研究是横断面或短期追踪的，无法捕捉研究期之后发生的行为。考虑到受访者都很年轻，处于关系变动期，未来出轨的可能性很高。

在其他一些研究里，出轨率也并不算低。
英国90年代的大规模调查发现，70%的女性、72%的男性曾背叛过自己的配偶。这个数据更加惊人，而且性别差异很小。它基于更广泛的成人样本，表明出轨现象可能贯穿各个年龄层和婚姻状态。
2004年的一个美国研究认为，已婚男性出轨率在60%~70%之间。这个针对已婚男性的估计也远高于日常感知。
潘绥铭教授的中国抽样调查数据则是，2015年中国男性出轨率是34%，女性出轨率是13%。中国数据相对较低，这可能反映了文化差异、社会压力、报告偏差或对“出轨”定义的不同。但即使这个“较低”的比例，也意味着每三个中国男性中就有一个有过出轨行为，这依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少数现象。这些不同研究的数据差异，提醒我们文化、时代、样本和定义对结果有巨大影响，但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出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

非预谋的、自发型出轨

安德森发现，出轨可分为两种。
一是预谋型出轨（premeditated cheating），二是非预谋的、自发型出轨（spontaneous cheating）。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出轨的不同心理过程和行为模式，打破“所有出轨都是精心策划的欺骗”或“所有出轨都是一时冲动的意外”这两种刻板印象。

预谋型出轨是一场清醒、理性的策划。出轨者分析了成本与收益，决定执行，并采用一些策略与措施，来避免自己被发现。这种出轨带有更强的工具性和算计色彩。出轨者可能对关系已经不满，或在 actively seeking 婚外性机会。它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和执行能力，例如制造谎言、管理多个身份、规避风险。

已经出轨20多次的詹姆斯，用假名在Facebook上建了个女友不知道的账号，“我开了这个新账户，贴了一堆自己的照片，没有加任何熟人。我会加那些遇到的、和我上不同大学的女孩。然后再加她的朋友，还有她朋友的朋友。我一直在伪装自己，说我是单身。每次新加人，我都会看看ta和我女友是不是朋友，如果是朋友我就不加ta。就这么简单。……我永远使用安全套，永远去她们在的学校。我不会把她们带回我读的大学。” 詹姆斯的行为展示了预谋型出轨的典型特征：系统性、策略性、风险控制。他像经营一个秘密项目一样经营自己的婚外性活动，将出轨整合进日常生活而不被发现。这种行为模式表明，出轨对他而言并非偶发的“错误”，而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选择。

更常见的，是非预谋的自发型出轨。
安德森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初次出轨属于这种类型。它往往始于一些看似微小的、可否认的边界试探。

出轨者不一定预先决定要出轨，但他使自己置身于“更可能出轨”的环境中。他会巧妙地操纵情况，引导事态走向“增加性机会”的方向。这是一种“有意图的放任自流”。出轨者没有明确的“今晚我要出轨”的计划，但他们主动选择进入高风险的社交情境（如与对自己明显有好感的人单独相处），并且不设置清晰的界限，任由事情发展。他们通过不作为（不拒绝、不离开）和微小的作为（如调情、肢体靠近）来推动进程。

乔恩知道有个女孩对他感兴趣。在一次派对结束后，他主动送她回她宿舍，后面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乔恩辩解说，“我知道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很愚蠢，但我当时喝醉了。”但被问到他会不会主动送一个对他没有性吸引力的人回宿舍时，他回答说: “不会。我想我会留下来再喝一杯。” 乔恩的回答暴露了其行为的选择性。醉酒可能降低了抑制力，但选择送谁回宿舍，则是在清醒时做出的、受欲望驱使的决定。他“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一种“情境规划”。

在自发型出轨中，出轨者经常会喝酒。酒精是一种很好用的道具，首先，酒精让自己的“刹车”变松了，欲望更难以抑制；其次，假如被伴侣发现，酒精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借口——我当时喝醉了，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不是故意的，我以后再不会了。酒精在这里扮演了多重角色：生理上降低抑制，心理上提供“去个性化”和“责任分散”的借口（“是酒精让我这样的”），社会文化上也常被接受为“一时糊涂”的理由。这为出轨者提供了“心理逃生舱”，让他们事后可以部分地将责任归咎于外部物质，从而减轻内心的认知失调。

但他们会再出轨的。
安德森的研究发现，自发型出轨通常会重复发生。一个男人出轨的次数越多，他感到的歉疚就越少，越会仔细地计划出轨，未来继续出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最终他会得出结论，出轨是满足他多重欲望的一种方法——他爱伴侣，想和伴侣继续在一起，想要单偶制带来的社会认可，同时，他也想要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这是一个学习和脱敏的过程。第一次出轨可能伴随着强烈的内疚和恐惧。但随着次数增加，内疚感钝化，对风险的感知因“成功”经验而降低，出轨逐渐从“可怕的例外”变成“可管理的常规”。出轨者发展出一套自我合理化的说辞（“我需要这个”、“这不会伤害任何人只要不被发现”），并可能从自发型转向更熟练的预谋型。他们试图在心理上调和两种矛盾的欲望：对稳定、有爱的关系的渴望，和对多样性性体验的渴望。出轨成为他们解决这种矛盾的（扭曲）方案。

利亚姆就是这样。
他和女友高中时开始恋爱。高中毕业后，他们去了不同的大学，谈起了异地恋。他们很久才能见一次面，所以对利亚姆来说，和女友的性生活依然充满激情和新鲜感。而且他不想因为出轨而失去女友。异地恋增加了出轨的机会（物理分隔、监督减少），也增加了情感和性需求的张力。利亚姆的情况显示，即使与伴侣的性关系依然良好，即使深爱且不想分手，外部机会和内心的欲望仍可能驱动出轨。

在安德森一开始调研时，利亚姆说，“男人出轨是因为他们是饥渴的混蛋。但我没有出轨，我也不会出轨。”他没有被统计为78%中的一个。利亚姆的自我描述反映了社会主流道德叙事的内化。他将出轨者标签化为道德有缺陷的“混蛋”，并以此划清界限，确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这种态度很常见，许多人坚信自己“绝不会”出轨，直到他们面对具体的诱惑和情境。

《婚外情事》剧照

但研究结束后，安德森再次遇到已经大四的利亚姆，利亚姆已经出轨了13次。
“第一次出轨是在一个喝了酒的聚会上。她一点都不性感，但我还是做了。我没用安全套。我相信她没有病。但也许我做了个糟糕的决定。” 初次出轨往往具有实验性、冲动性和高风险性（如不用安全套）。对象可能并不特别有吸引力，行为本身更多是为了“突破禁忌”或验证可能性。这种“糟糕的决定”开启了后续一系列的出轨。

利亚姆女友的朋友也在那个聚会上，所以利亚姆一度很担心女友会发现。但那次出轨就像打开了一扇一发不可收拾的大门，他开始有预谋地出轨。初次出轨未被发现的“侥幸”，可能降低了其对风险的感知，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管理”秘密。从此，出轨从偶发事件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维持的行为模式。

“首先我会弄清她们上哪个大学，如果她们和我在同一个大学，我就不会和她们调情。如果她们上的是别的大学，我就告诉她们一个假名，我不会告诉她们我的Facebook，也不会给她们我的手机号码。” 利亚姆发展出了系统的风险管控策略，与詹姆斯类似。这些策略旨在将婚外关系限制在短期的、匿名的、地理上分离的范围内，以最小化暴露风险。这标志着他的出轨行为从“自发”转向了“预谋”和“习惯化”。

利亚姆在头几次出轨后有歉疚感，但歉疚感越来越少。安德森问他，有没有打算和女友讨论下开放式关系的可能性。利亚姆回答，“不会。我讨厌她和别人上床。我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这样她就不会和别人上床，而我可以继续出轨。” 这段话揭示了出轨中一种典型的、自私的双重标准。利亚姆想要的是单方面的性自由，同时要求伴侣保持绝对忠诚。他拒绝开放式关系，不是因为坚守单偶制价值观，而是因为无法忍受伴侣也拥有同样的自由。这种态度将伴侣物化为满足自己情感需求的专属物，而自己则享有特权。这暴露了出轨行为中常常隐含的权力不平等和性别角色假设（尽管此处是同性关系，但思维模式相似）。

这种双重标准在出轨者里很常见。
路易斯的父亲在他12岁那年出轨，他父母因此离婚。
路易斯回忆说，“我看到了出轨造成的伤害，我们的生活从此不同。住的地方从大房子变成了小公寓。我不经常见到爸爸，我也不想见到他。在我爸出轨之前，我有一个田园诗一般的家庭，但之后，一切都毁了。我非常反对出轨。” 路易斯的个人历史让他对出轨的破坏性有切肤之痛。理论上，他应该是出轨最坚定的反对者。然而，个人信念并不总能抵御具体情境中的欲望和冲动。

《婚外情事》剧照

但路易斯还是出轨了。有次女友不在，他和朋友去一个派对，遇到了一个女孩。他和她聊得火热，那天晚上，当其他人几乎都睡着了，他们一起去湖边散步，最终，路易斯越过了那条界限。典型的自发型出轨剧本：机会（女友不在）、情境（派对、深夜）、逐步升级的互动（聊天、散步、亲密接触）。每一步都看似微小，但累积起来导向越界。

路易斯不打算向女友坦白出轨这件事，“告诉她有什么好处？她会和我分手，我们俩都不会开心。”虽然同样出轨，但他觉得自己好过父亲——“他那时候结婚了，还有孩子，他造成的伤害更大”。路易斯在进行“比较性自我辩护”：通过将自己的行为与想象中“更恶劣”的情况（父亲已婚有子）对比，来减轻自己的道德负罪感。同时，他选择了隐瞒，认为坦白只会带来伤害而无益处。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计算，将维持关系（即使是基于谎言）置于诚实之上，也回避了自己行为应承担的后果。

安德森问路易斯，“说实话，你认为如果你和女友结婚了，你那晚就不会出轨吗？”路易斯有点生气地回答，“当然不会。我可是坚持一夫一妻的。” 路易斯的回答可能是一种自我欺骗或愿望表达。他试图将出轨归因于“还没结婚”这个情境因素，从而维护自己“本质上”是单偶制者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失调（“我出轨了” vs. “我是单偶制者”）通过将行为外部化（“因为没结婚”）来缓解。但研究显示，婚姻本身并非防止出轨的绝对保障。

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两年之痒”

几乎所有出轨的男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并不想和伴侣分手，出轨也绝不是在物色新伴侣。这个发现挑战了常见的叙事：出轨是寻找新关系的序曲，或者是不爱的表现。相反，它表明出轨常常与“换人”无关，而与“换一种性体验”或“满足当前关系中未被充分满足的部分”有关。

路易斯说，“我爱我的女朋友。我绝不会想伤害她。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出轨）。……绝对不是想跟别的女孩约会。我一点也不在意出轨对象，但我想要她，你懂我意思吧。” “爱”与“想要”（性欲）在这里被区分开来。爱指向情感联结、承诺和关心；而“想要”指向即时的生理吸引和性征服。出轨者可能将后者视为一种与前者并行不悖的、独立的需求。
汤姆说，“这绝不是‘想要她（出轨对象）做我女朋友’。和这一丁点关系也没有。是为了性刺激。” 明确指出了出轨的动机是寻求新鲜感、兴奋感和性快感本身，而非情感替代。

这些出轨者说的是真话，出轨是为了满足性需求，而不是情感需求。伴侣的存在意义的确是不一样的。长期伴侣提供了情感安全、社会身份、生活协作和深度的情感依恋。而出轨对象通常提供的是性新奇、短暂激情和无负担的性体验。这两者在许多出轨者心中服务于不同的心理功能，并行不悖，尽管在行为上发生了冲突。

发展心理学研究显示，无论男女，长期伴侣都很重要。婚姻关系良好的已婚男性更少情绪困扰，更少抑郁，在情感上也更加幸福。与伴侣建立情感联系，满足了人的情感欲望，为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身份，并有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这些是长期关系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为什么许多出轨者不愿离开伴侣的原因。他们依赖伴侣提供的情感稳定和社会认同。

任何一对长期伴侣，都需要协商共同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对饮食的偏好，选择职业，居住地点，交往朋友，娱乐方式，对时事的看法，人生观价值观……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困难而代价高昂的过程。很少有人在出轨的时候，想着“我要把这一切磨合重新再来上一遍”。建立一段深度磨合的长期关系需要巨大的投资。而出轨，相比之下，往往是一种低成本的、逃避现有关系问题或满足特定需求的“捷径”，它避免了重新建立一段全方位关系所需要的巨额投入。出轨者通常希望保留现有关系的基础设施，只是偷偷地从外部“进口”一些当前关系中缺失的“部件”（如性新鲜感）。

《金鱼妻》剧照

出轨不代表不爱，然而，爱也阻挡不了出轨。
这是安德森研究中最核心、也最令人不安的发现之一。它将爱与忠诚解耦。爱是一种深厚的情感联结，而忠诚是一种行为选择和道德承诺。虽然两者在理想中应该统一，但在现实压力、人性弱点和特定情境下，它们可能分离。一个人可以深深地爱着伴侣，同时在行为上背叛对方。理解这一点，对于处理出轨后的复杂情感（“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至关重要。

安德森的研究显示，男性和伴侣在一起两年左右，就可能失去对彼此的激情，进入出轨的高发阶段，而且通常遵循一种常见模式—— 这个“两年之痒”的时间点值得注意。它可能对应于关系从激情期（充满新奇和强烈吸引）向伴侣期（更稳定、更熟悉、激情自然减退）过渡的阶段。当关系中的性刺激下降，而外部性机会出现时，出轨风险升高。

①在发生性关系之前，男性认为自己会满足于单偶制。在关系初期，欲望被高度满足，社会规范也被内化，男性通常对自己的忠诚度有自信。
②刚进入一段关系时，早期的性满足让男性继续对单偶制感到满意，并继续认为自己不会出轨，出轨的人都是不道德的。蜜月期强化了忠诚的自我认知，并将出轨者他者化为道德低下的人群。
③与伴侣的性生活的刺激感和吸引力逐渐下降。男性开始想办法弥补，想办法增加和伴侣之间的新鲜感，使用色情作品，自慰，幻想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这是试图在单偶制框架内解决性刺激下降的问题。这些方法可能暂时有效。
④以上办法都尝试过，效果越来越弱。而出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男性发现自己在情感上想要和伴侣继续单偶制，但在性刺激上想要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内心冲突加剧。情感依恋指向保持关系，而性欲开始寻求外部出口。
⑤第一次出轨几乎总是在喝过酒后。先让自己置身于靠近诱惑的环境里，然后是一个吻，一个长时间的吻……每次互动，都会微小地升级。最终彻底出轨。酒精和渐进式互动模式是初次出轨的典型特征。它允许个体在每一步都否认自己有明确的出轨意图，但累积效应导致越界。
⑥事后，出轨者把之前发生的事归咎于酒精和环境。但不会承认他们其实有意识地将自己处在易于出轨的环境中。这是事后的自我辩护机制，通过外部归因来保护“我是单偶制者”的自我认同，避免认知失调。

还有些因素与高出轨率相关——
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较小。较早开始性活跃可能与对性的更大兴趣、更多的性经验以及更开放的性态度相关。
此前有过的性伙伴较多。更多的性经历可能意味着更习惯于多样的性体验，对单一伴侣的性满足阈值可能更高，或者更少将性与情感承诺绑定。
对性更感兴趣。个体本身的性驱力水平较高。
性价值观更宽容。对非婚性行为、随意性行为持更开放、更少道德评判的态度。
对伴侣关系主观满意度较低，或与伴侣关系较差。关系本身的质量是重要因素。不满可能驱动寻求外部补偿。
与现任伴侣分开居住。物理距离减少监督，增加孤独感，也可能使性需求更难以规律满足。
家庭在一地，自己在异地工作。类似异地，增加了机会和动机。
有很多性机会，比如身在大学、大城市。环境提供的潜在性伴侣数量多，出轨的实际可行性高。

出轨是“理性”的选择。所谓“理性”并不是说出轨值得赞扬或者是个好选择，而是说，出轨并非“什么也没想，就这么发生了”，是男性权衡成本与收益，觉得偷偷出轨是个一石多鸟的好选择——留住现任伴侣，满足自己的性需求，现任伴侣不会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在社会中享有单偶制的好名声——只要不被发现就行。这里“理性”指的是工具理性：为实现特定目标（同时拥有稳定的情感关系和多样的性体验）而采取的有效手段。出轨者计算了风险（被发现的可能性及后果）与收益（性满足、情感安全、社会声誉），在认为风险可控时选择了行动。这种计算可能是无意识的、快速的，但包含了得失权衡。这种视角将出轨从纯粹的“道德沦丧”或“无法自控”，部分地还原为一种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行为策略，尽管这种策略在道德上应受谴责，且对伴侣极不公平。

《金鱼妻》剧照

的确，有人就是不出轨

19岁的卢克和女友在一起已经四年半了，他从来没有出轨过，从来没有吻过另一个女孩。卢克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对照。他证明，即使在同样的环境（大学、异地、机会多）中，也有人能够坚守单偶制承诺。研究那些“例外者”与“普遍者”的差异，或许能为理解忠诚提供线索。

卢克不缺乏性资本，他是个很好看的男孩。 吸引力并非出轨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有吸引力的人可能面临更多诱惑，但也可能因其吸引力而更满足于现有关系，或对诱惑有更强的抵抗力。
他不缺少出轨机会，他在上大学，女朋友和他异地，有许多出轨机会摆在他面前。 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个体对机会的感知、解释和反应方式不同。
他不是因为宗教信仰才不出轨，他是无神论者。 排除了宗教道德约束这一常见因素。
他也不是因为“不行”所以不出轨，他和女朋友的性生活一直很好，在他们假期相聚时，每星期的性生活通常有6次。 排除了性功能障碍或性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因素。卢克的情况显示，即使拥有频繁且满意的性生活，也不一定足以防止出轨（参考其他出轨者），但卢克证明了它是可能的。

卢克的“不出轨”可能与下列因素相关：一，卢克在现女友之前没有性生活，而且他们约会了7个月之后才发生性关系，以欧美标准，卢克算是“在诱惑面前能等待较长时间”的人。 这可能表明卢克对性与情感联结有更强的绑定，或者有更强的延迟满足能力。他将性置于深刻的情感关系背景中，可能不那么倾向于将性视为可分离的、纯粹的身体行为。
二，卢克的现女友依然非常年轻漂亮，远没有到“伴侣失去性吸引力”的阶段。 伴侣的持续吸引力是一个因素，但并非绝对保障（许多出轨者的伴侣也很有吸引力）。
三，卢克的女友不在意他看色情作品，他无需对此保密，也无需对此觉得歉疚。 这可能减少了卢克的性压抑感和对性的秘密需求。在一个对性幻想和自慰更开放的关系中，一些性张力可能通过“安全”的渠道释放，降低出轨动机。

不过，同样符合这些标准的其他男性依然出轨了。这说明这些因素可能只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它们可能降低了风险，但无法完全免疫。

安德森认为，对“为什么大多数人会出轨，而有的人即使有条件有机会也不出轨”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好的学术解释。这承认了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个体差异可能涉及复杂的人格特质（如尽责性、冲动控制、共情能力）、早期依恋模式、价值观内化程度、对关系的具体认知和期望等，这些因素交织作用，难以简单归因。

也许有些人就是特别适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单偶制。这可能是一种天生的倾向或深度内化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单偶制不仅是社会规范，更是内在欲望的自然表达。与伴侣的性关系能持续提供足够的满足和意义，对外部性机会缺乏兴趣甚至感到排斥。

有些人可能天生擅长控制欲望，他们大脑额叶特别发达，擅长“执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功能，可以很好地抵制出轨的冲动。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冲动控制能力存在个体差异。这涉及到前额叶皮层的发展和作用，该区域负责规划、决策和抑制不适当行为。控制力强的人更能抵御即时诱惑，着眼于长期目标和承诺。
有的人可能就没有什么需要抵抗的诱惑，他们满足甚至期待着单一伴侣的生活，就像有人喜欢每天吃一模一样的早餐，一点也不想换新花样。 他们的欲望结构本身就是单偶制的。他们对性新奇的需求较低，或者能从与同一伴侣的长期性关系中找到持续的新鲜感和深度。他们的满足阈值和欲望指向与多偶倾向者不同。

出轨的代价

出轨者享受了隐秘的快乐，但几乎所有出轨者都表达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担心伴侣会发现，担心被发现后周围的社会压力。 出轨并非没有心理成本。秘密本身是一种负担。持续的警惕、编造谎言、管理信息、担心暴露，这些都会消耗心理能量，造成慢性压力。这种“被发现的恐惧”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侵蚀着内心的平静。

丹和朋友瑞安一起去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丹和一个新认识的女孩亲热。在那之后，丹就一直焦虑不已。瑞安也认识丹的女友，所以丹总担心瑞安会告诉他的女友。丹想过和瑞安疏远，但他担心这会让瑞安更倾向于揭露他的秘密。 出轨行为可能损害其他社会关系（如友谊）。丹陷入两难：疏远朋友可能引发怀疑，保持亲近则时刻面临秘密泄露的风险。这种社交困境增加了出轨的复杂成本。

保罗出轨之后，感到了巨大的几乎要将他压垮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在一年后依然挥之不去。保罗没有向女友坦白，“罪恶感很强烈。我的男性朋友大概更能理解一点。但她的朋友肯定会向她施压，要她跟我分手。……我忘不了这件事。如果我告诉女友，她肯定会和我分手。” 罪恶感是常见的心理代价。即使未被发现，自我谴责也可能持续存在，影响自我价值感和关系满意度。保罗也意识到了社会网络的影响：伴侣的朋友圈可能会施加压力要求分手，这增加了坦白的风险。他选择了隐瞒，但代价是长期的内疚和心理负担。

讽刺的是，尽管保罗深怀负罪感，但他倾向于继续出轨，理由是出轨一次和出轨多次都一样，被发现以后都会被分手，“如果女友发现我的第一次出轨，她会跟我分手的，那么，何不跟出轨对象再做一次呢？”还有其他研究的确也显示，一旦男人或女人出轨，他们就很可能继续出轨。 这是一种“破窗效应”或“门槛降低”现象。一旦越过了忠诚的底线，后续越界就显得不那么困难。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既然最大的惩罚（关系终结）在第一次出轨时就已经可能发生，那么多出轨几次的边际成本似乎变低了（“反正已经被判了死刑”）。这种逻辑推动着从偶尔出轨向习惯性出轨转变。

直到他们真的失去伴侣。弗兰克在出轨时被女友当场发现，女友因此离开了他，“我当时对她失去了激情。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爱她。我很爱她。我现在还是很生我自己的气。她是我的真命天女。已经分手两年了。我还是非常想念她。” 当威胁变成现实，出轨者才真切体会到失去的痛楚。弗兰克的故事表明，出轨时对激情的感知可能是暂时的或扭曲的，而失去后才意识到情感的深度。但为时已晚。这种“后知后觉”的悔恨是许多出轨者的共同命运。

如果你事先知道，无论你多爱你的伴侣，性方面的激情都会在几年后无可避免地褪去，你还会默认自己“肯定能坚持单偶制”吗？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社会文化将单偶制预设为“自然”和“默认”选项，但很少教育人们长期关系中激情自然衰退的普遍性，以及如何应对这种衰退。许多人带着不切实际的期望进入关系，当激情减退时，可能感到失望、困惑，并将这种正常变化误认为是“不爱了”或“找错人了”，从而更容易受到外部诱惑的影响。

一边认为自己是单偶制的人，一边暗自持续出轨，这其实是一种认知失调。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时，符合社会主流的想法总会胜出，但时不时地，“另一种想法”会赢上几次。 出轨者生活在认知失调中：自我认同是“忠诚的伴侣”，行为却是“欺骗的伴侣”。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们会采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最小化行为的严重性（“只是玩玩”）、否认责任（“喝醉了”）、合理化（“男人都这样”、“她不够体贴”）。但失调感仍会间歇性浮现，尤其是在面临暴露风险或良心谴责时。社会主流的单偶制认同在公开场合和大部分自我叙事中占主导，但隐藏的欲望和机会主义行为偶尔会胜出，导致出轨。

安德森认为，人们不会在开始一段关系时，和伴侣坐下来理性地讨论各种单偶制及其规则。每个人都“顺其自然”地默认并接受了社会里主流的单偶制规定——也就是身体单偶制。 关系中的承诺和边界往往是未经协商、想当然的。我们依赖社会脚本和文化规范来定义关系，很少主动、明确地与伴侣讨论：我们对忠诚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能？如何处理对他人产生吸引力的时刻？如何保持长期关系中的性活力？这种缺乏沟通的“默认设置”，为日后对“出轨”定义的误解和背叛的痛苦埋下了伏笔。

但这个讨论也许很有必要。安德森的研究暗示，对关系形式进行更开放、更坦诚的协商，可能有助于减少欺骗和伤害。即使双方最终选择传统的身体单偶制，经过讨论而达成的共识，也比未经审视的默认更具约束力和清晰度。

单偶制可分为四类—— 安德森提出了一个更精细的框架来理解“单偶制”这个笼统的概念，揭示了其内在的复杂性。

一、身体单偶制（physical monogamy）
是最常见的单偶制。在身体上不背叛伴侣，不与伴侣之外的人发生性行为。
不过，具体如何定义“身体上的忠诚”，其实有不少争议。
很多英国受访者觉得亲吻其他女性的脸颊不算出轨，但美国受访者不太同意。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亲吻嘴唇算出轨，极少数人认为时间短暂、不是舌吻的话，不算出轨。
牵涉到网络的话，意见分歧就更大了。和人在网上视频聊天时自慰算出轨吗？有人认为算，有人认为不算。
几乎没有人和伴侣讨论过“身体上忠诚”的标准。 这就是问题所在。伴侣双方可能对“什么算出轨”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却都以为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这种未对齐的期望是关系冲突的潜在源头。清晰沟通各自边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欲望单偶制（desirous monogamous）
类似于“性取向”，反应了内心的渴望和幻想。无论你怎么做，或者怎么告诉别人，在心底，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例如，保罗说，如果女朋友允许，他想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
乔西（刚有女朋友几个月）则说，他只想和女朋友在一起，对其他人没有欲望。
保罗在欲望上不是单偶制。乔西则是欲望上的单偶制。 这个层面关注的是内在的欲望结构，而非外在行为。有些人天生或经社会化后，欲望指向是单一的、排他的；而另一些人，即使行为上保持忠诚，内心仍有多偶的欲望。承认欲望的多样性，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维持身体单偶制毫无困难，而另一些人却需要巨大的意志力或最终失败。

三、情感单偶制（emotional monogamy）
情感上的单偶制，经常是“开放式关系”（open relationship）的基础。
在伴侣的知情同意下，可以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
然而，如果在情感上依恋其他人超过伴侣，或关爱照顾其他人到了伤害伴侣利益的地步，则是情感单偶制里的出轨。 这种关系模式将“情感排他性”而非“性排他性”作为核心承诺。只要情感联结和优先序位属于主要伴侣，其他性关系在双方同意下是被允许的。这需要极高的沟通技巧、信任和规则设定。在这种框架下，“出轨”的定义变成了情感上的背叛，而非身体上的。

四、社会单偶制（social monogamy）
希望被社会认为是单偶制的人。在社会上塑造并展示单偶制的身份认同，无论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者做了什么。
在这个访谈中，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自己是单偶制的人，即使他们在出轨。 这凸显了社会规范的压力。单偶制不仅是一种关系实践，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关系到个人的道德声誉、家庭认可和社会融入。因此，即使行为上违背，人们也强烈倾向于维持这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可能与内在欲望（欲望单偶制）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例如，多次出轨现女友的杰克依然坚持自己是单偶制，他说，“出轨违背了单偶制的规则，但这不意味着我不是单偶制，就好比你是一个教授，你可能有时候生病了不能教书，但你仍然是一个教授。” 杰克运用了“本质主义”的辩护：他将“单偶制者”视为一种本质身份，偶尔的越轨行为不改变这个本质。这类似于说“一次作弊不改变你是个好学生的本质”。这种逻辑允许他将出轨行为与自我认同分割开来，从而减少认知失调。
那些在现任伴侣允许下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人也声称自己是单偶制。科林和交往两年的女友试过几次三人行，他们依然认为（并对外声称）自己是单偶制，科林说，“你能想象我告诉我妈，我和艾米不是单偶制吗？那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科林的情况显示了社会标签的强制性。即使他们的关系实践包含了非排他性元素，他们仍然选择使用“单偶制”这个社会更能理解的标签，以避免污名化和家庭冲突。这说明了社会规范如何塑造甚至扭曲个人的关系定义。

单偶制是复杂的。有些人从未认真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关系，也从未与伴侣认真沟通过，两人各自期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大多数人只是跟随社会潮流，套用现成的模板，却从未反思这个模板是否适合自己的欲望、价值观和生活规划。这种未经省察的投入，当遇到挑战（如激情减退、外部诱惑）时，容易导致欺骗或痛苦的分裂。

然后有些人背叛，有些背叛被发现，有些被发现的背叛终结了一段亲密关系。 这是许多关系故事的悲伤结局。安德森的研究，通过揭示出轨的高发性、复杂动机和心理机制，并非为出轨辩护，而是呼吁一种更清醒、更诚实的关系文化：在进入关系前，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欲望与期望；在关系中，保持开放的沟通，共同协商关系的边界和应对挑战的方式；当欲望与承诺出现冲突时，优先选择诚实与协商，而非欺骗与背叛。虽然这不能消除所有痛苦，但或许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并让那些选择进入关系的人，无论其形式如何，都能带着更清晰的意图和更充分的知情同意。最终，关于忠诚与欲望的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多一些理解、沟通和自我认知，或许能让我们在亲密关系的迷宫中，少一些迷失，多一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