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自19世纪法国、美国等国家出现私人侦探业以来，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私人侦探在那里早已成为一种与律师、医生无异的常规职业。而在我国，由于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差异，尽管私人侦探业近些年也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却几乎全部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的运营状态。因为私人侦探的工作性质特殊，在操作过程中往往需要采取隐蔽的行动方式，有时甚至不可避免地滑向违法手段。因此，私人侦探这一现象引发了从官方机构到民间舆论、从法律专业人士到普通公众的广泛关注，法学界也围绕这一现象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客观地说，每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扩散，背后都必然有与之对应的时代条件。就私人侦探业而言，从早年的零星个案逐渐演变成今天星火燎原的规模，至少可以在社会学和经济学层面找到充分的解释。本文不拟对私人侦探业的产生根源作深入探讨，而仅侧重于从我国私人侦探业的生存现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我国私人侦探业的生存现状

（一）身份状态游走于模糊与清晰之间

自从1992年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在上海挂牌成立以来，中国私人侦探业的身份界定就始终在模糊与清晰之间摇摆。这从随后十几年间陆续成立的几家规模较大的调查机构的命名方式上，便可见一斑。据相关媒体报道，1993年5月成立的成都协力民事事务所，同年7月成立的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1994年成立的北京斯缔尔商务调查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成立的黑龙江迪克调查事务所，以及主办了“2002年中国商务信息调查行业研讨会”的重庆邦德公司等，均属于在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影响力的私人侦探机构。从这些组织的名称来看，没有任何一家直接用“侦探公司”或与之等同的字眼作为自己在工商登记中的正式名称，而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模糊化的命名策略。这种策略一方面使自己能够顺利通过工商部门的注册审查，另一方面又让社会公众一眼就能辨认出其业务范围的真实指向。可以看出，这些已经落地运营的私人侦探组织，在命名上花费了不少心思，力求用恰当的措辞来隐喻自身身份，同时凸显本机构的功能定位。换个角度来观察，这些颇为用心的命名方式，对官方而言，是私人侦探组织用模糊的表达来回应监管层面同样模糊的态度——工商部门在受理所谓“调查公司”的注册申请时，往往采取一种不严格审核的模糊处理方式；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命名则准确暗示了自己的职能，此时含义毫不模糊。于是，私人侦探组织的身份就始终介于模糊与非模糊之间。

（二）侦探活动处于地下与半地下状态

如果说仅从身份登记的层面来看，2002年8月后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動。当时，根据世界商标知识产权专业组织——尼斯联盟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将“侦探公司”列入了新修订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正式允许注册“侦探公司”类别的商标，这一变化使得侦探公司的身份状态从制度缝隙中获得了某种微弱的明朗信号。但一旦将目光转向具体的侦探活动本身，这些侦探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仍然居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远未达到公开运营的程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由侦探活动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侦探活动天然具有隐蔽性、跟踪性乃至危险性，这决定了从业人员在行动过程中必然要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这个原因不难理解。另一个层面则源自一份至今未被正式废止的文件——公安部于1993年9月7日颁布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表述：“鉴于这些民间机构的营业范围、权利义务等均无法律依据，所经营的各类业务已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门分工管理，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一些手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使了国家执法部门的部门权力，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为此，现决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通知同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现有此类机构“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

对于这份通知，尽管有法学专家指出，公安部1993年的规定只是公安系统内部传达给各级公安机关的一份文件，并不是法律，不具备法律层面的普遍约束力；况且，开设私人调查机构在程序上并不需要经由公安部门审批，也就是说，是否允许设立此类机构，公安部门并无直接的法定权限。从法理层面判断，既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许可开设私人调查机构，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明文禁止开设私人调查机构，那么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私人调查行为本身并不违法。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学理上说服力较强的主张。回到现实层面，在这份通知被明令废止之前，相关执法部门仍然可以依据这一文件的精神对私人侦探组织实施取缔。最早成立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正是该通知出台后不久被取缔的。因此，在国家机关就私人侦探的法律地位做出正式且明确的承认之前，私人侦探的实务活动不得不继续隐匿于地下与半地下之间。

（三）行为方式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摇摆

从私人侦探的具体行为方式来看，由于国家层面对这一行业长期保持模糊态度，加之最根本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引导和约束，再叠加上侦探行业自身的操作特性，共同使私人侦探的行为方式落入了一种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极为微妙的尴尬地带。有人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私人侦探群体：他们是“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是“游离在法律边缘的特殊职业”。由于私家侦探并不享有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公开调查措施和强制手段，其工作推进往往只能秘密进行，这就使得从业人员在调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跟踪、窃听、监视、窥探，甚至潜入被调查对象内部等方式去获取所需证据。这些手段一旦使用，很容易触及他人的隐私权或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还可能直接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以犯罪论处。尽管刑法条文并未对“非法”的具体含义作出进一步展开，但是从法理上判断，凡是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未依照严格法定程序而在公民隐私领域采取此类调查手段的，即构成非法。与此同时，由于私家侦探工作本身带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部分侦探在行动时可能携带器械，这就带来了致人伤亡的现实风险，也很容易滑入违法甚至犯罪的边界。

二、我国私人侦探业面临的困境

（一）主体地位的合法性困境

如上文所述，就私人侦探业而言，公安机关与工商部门的态度之间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公安机关于1993年发布的规章在理论层面依然具有效力，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的规范视野中，私人侦探组织仍然不被允许存在。而工商部门为了与国际规则接轨，尤其是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格局，已经在注册商标的分类表当中正式列入了侦探类商标。这一矛盾状态使那些打算投入侦探行业、或早已身处其中的人，陷入了两难处境——他们难以判断国家对于侦探行业究竟持何种真实态度。

这一尴尬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革与转型的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根源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迟迟未能给出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规制框架。或许正是因为私人侦探属于社会转型期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国家在应对这类现象时才不会表现得过于武断和清晰，而是倾向于随时代发展和社会反应的不断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渐进微调。据了解，公安部已于2004年3月发文，正式启动《关于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基本情况的调研问卷》调研工作，在全国十个省市对私人侦探服务机构展开了摸底调查。因此，在国家态度最终明朗化之前，私人侦探行为究竟是背离法纪的出格之举，还是顺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探索，依然是悬在每一位从业者心头的困惑。

（二）管理和规范方面的困境

目前，除了那份自出台之日起便始终处于尴尬境地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对私人侦探业做出过规定。这一空白使得国家在对私人侦探业进行横向管理和纵向规范、以及侦探行业对自身实施有效自律时，同时陷入了困境。在国家方面，如何引导私人侦探业走向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如何约束其具体行为活动，如何对其进行合法征税，全都处于缺乏法律指引、只能摸索前行的状态。就私人侦探业本身而言，因为侦探行业作为一个完整的行业形态始终没能公开化和合法化，尽管业内人士曾先后于2002年12月6日在重庆和2003年12月18日在杭州召开过“中国商务信息调查行业研讨会”和“中国商务调查杭州峰会”，并在前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名为《前进中的中国调查行业》的纲领性行动指南，在后一次会议上喊出了“阳光下的调查”这一口号，但所有这些活动总体上都显得较为松散，会议产生的文字性文件也确实停留在了比较“纲领化”的层面，未能对处于地下与半地下状态中的侦探行业发挥出实质性的规范与约束作用。即便是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具有一定半官方色彩的杭州峰会，也未曾制定出一部具有广泛号召力的章程性行业规范。2004年6月，侦探业资深人士孟广刚借公安部即将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十个大城市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展开公开调研的东风，计划发起“首届中国私人侦探论坛暨成立中国私人侦探协会（筹备会）”。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6月6日至6月8日期间，“侦探”们将着手成立协会的“筹备会”，依次选举出会长、副会长及组织机构成员，并审议确定《协会章程》《中国私人侦探宣言》等一系列基础文件，大会还计划内部出版中国私人侦探行业的第一本刊物《侦探》。然而，这场尚未正式启动的“筹备会”，被沈阳市民政局认定为未经民政部门审批、擅自开展社团活动，依法予以取缔。由此，中国私人侦探业对自身的组织管理和行业规范，至今仍只能停留在“无法无天”的低水平自律阶段。

（三）在平衡隐私权与依法取证权利方面的困境

这应当说是当前私人侦探业所面临的最具实质性的困境之一。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格权，是公民依法得以拒绝和排斥任何未经法律许可的监视与窥探、以及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信息不被公开披露的权利。通常情况下，任何机构或个人在获取他人个人数据与信息之前，均须经过法定批准程序并使用公正合法的获取手段。由于私家侦探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公开调查权和强制执行力，他们的活动往往只能秘密进行，这就天然地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依法调查取证又是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获得有效证据、实现胜诉权利的核心前提。在民事诉讼领域，“谁主张谁举证”是一条最基本的证据规则，尤其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施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被进一步强化，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已不再主动进行广泛的调查取证，而仅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自行收集时，方可依申请启动调查程序。与过去的诉讼模式相比，这种法院审判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将民事案件中的举证压力转移给了诉讼当事人本身。当事人为了胜诉，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收集证据。而矛盾在于，对一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证据，恰恰是另一方当事人极力想要隐匿甚至销毁的目标，这就给证据的收集平添了极大的阻力。在这种困境之下，当事人在自身力量捉襟见肘时，不得不雇佣私人侦探去实施窃听、窥视、刺探、跟踪、偷拍乃至化装套取等手段来获取所需证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取证权利行使过程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激烈冲突。

（四）在确定私人侦探所获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困境

对于私人侦探通过窃听、跟踪、偷拍、窥视、刺探等手段所获取的证据，究竟能否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法学界一直存在重大争议和分歧。然而在争议的背后，各方都承认一个共同的事实：上述取证方式在多数情况下，的确是以侵犯他人隐私权为前提的。分歧的核心，在于对隐私权保护范围和幅度的不同理解——究竟是一切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都应被严格制止，还是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以有限度地进入隐私领域为代价去获取证据？

支持私人侦探行为的学者认为，隐私权从来都是相对的，并非绝对不可触碰。因为与隐私权相对而立的是知情权，如果知情权的目的正当，且实现的途径并未违反法律，那就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欠债纠纷：欠债人为逃避债务刻意隐匿行踪，债权人因找不到欠债人而委托私人调查机构介入，私人调查机构通过一定手段查明了欠债人的下落和住址并告知债权人。这一行为在客观上无疑触碰了欠债人的隐私信息，但不能据此就认定调查者的行为违法。所以，在隐私权是否被侵害的问题上，需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换言之，对于那些本身就处于违法状态的行为，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由，来否定通过私人侦探行为所获证据的证明力。持此立场的学者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已经使对证据取得方式的审查相对过去有所放宽，这为私人侦探业务提供了成长空间，也相应提升了此类证据被法院采信的概率。

与之相对的，对私人侦探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证据是认定某一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收集证据、研究证据并判断证据，是确认事实存在与否的全部司法作业。在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件真实情况的唯一根据，除此以外再无其他途径。在刑事诉讼领域，收集证据必须由法定执法主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种类，才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庭证据。显然，在我国刑事诉讼的现有制度框架下，私家侦探几乎不占据任何法律位置，其收集的材料不可能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使用，其法律效力也难以界定，同时还与法律规定的直接言辞原则形成冲突。这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民事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据取得方式的适度放宽，绝不意味着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否定，也不表明原本由国家司法机关专享的侦查权可以下放至民间组织。事实上，证据规则在这一规定中继续明确表达了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立场。例如，该规定要求，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提供人应当作出明确标注并向法庭说明，由法庭予以审查确认；涉及上述保密内容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进行公开质证；同时，将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其取得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要求、是否存在其他影响证据效力的违法情形，作为法庭审查证据合法性的核心内容。该规定还明确指出，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以偷拍偷录窃听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方式获取的、以及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私人侦探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证明力上存在致命的缺陷。法学界的这种分歧，使通过私人侦探所获证据的证明力陷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如果这一困境得不到解决，将从根本上制约私人侦探业的发展空间乃至整体生存状态——试想，如果私人侦探辛辛苦苦拿到的证据不能成为法庭上站得住脚的呈堂材料，那么这个行业的大部分存在价值，也就随之瓦解了。

三、我国私人侦探业的出路探讨

在上文的论述中，笔者大致勾勒了我国私人侦探业的生存现状与所面临的核心困境。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就在法学界围绕私人侦探业（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当继续存在以及是否应当给予正式名分而争论不休的同时，私人侦探业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各大城市延伸扩张。那么，私人侦探业究竟是否合法？是否应该被允许存在？它的出路又在何方？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探讨。

（一）私人侦探业合法性问题讨论

对于如今已遍及大江南北的私人侦探组织，究竟应当如何为其法律地位定性——是合法组织，是非法组织，还是在合法与非法缝隙中打擦边球的灰色组织？有无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对此，不少学者提出，判断一个行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前景是否广阔，关键要看其背后是否存在真实的社会需求。私家侦探业务之所以可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获得较大拓展，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健全，社会公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会日趋增多，而公共执法部门却无法覆盖和满足某些特定的专门化需求。这正是私人侦探业得以获得生存空间的直接缘由，也是其业务量持续扩大的现实成因。在笔者看来，社会是否有需求，和一种行为、一个行业本身是否合法，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社会需求充其量只能为某种行业的存在提供一个生存条件上的解释，“存在即合理”的辩解也只能为私人侦探业的产生和延续给出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说明，而绝不能径直转化为其合法性的法理依据。否则，按此逻辑推导下去，眼下日益猖獗的偷盗行为，岂非同样可被视为“有社会需求”而要求合法化？

从根本上说，一个行为或一个行业是否合法，必须以现行法律作为判断基准。凡法律不反对、不禁止的，便具有合法性；而为现行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就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当然，这里同样存在着辩证的因素：法律并非凝固不变的静态文本，而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调整的动态规范体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的广泛而持续的需求，确实可以为私人侦探业的存在，提供一个较为站得住脚的现实理由。说到底，在私人侦探业的问题上，核心争议点在于一个权力配置的权衡：国家究竟是愿意将原本由公权力专享的一部分调查职能开放给民间组织，还是坚持由公权力持续进行垄断。在国家就这一命题最终做出明确表态之前，我们对于私人侦探业的定性，恐怕也只能和它目前的生存状态一样——暂时打一打擦边球罢了。

（二）私人侦探业出路初探

经过以上论述，笔者的基本观点已经大致得到了表达。对于私人侦探业未来的出路或者说发展前景，不能只看它是否能满足市场需求，更应聚焦于其合法性的建构问题。社会学、政治学和犯罪学的共同研究告诉我们，国家不可能包揽一切，仅就预防犯罪这一项任务而言，它便是一个需要社会协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不能单纯依赖官方力量，同时还应当借助民间的补充作用。因此，笔者对私人侦探的存续前途，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调查公司与保安公司毕竟有着本质区别。调查公司是“进攻型”的，其调查行为往往直接触摸甚至侵入公民的合法权益边界；而保安公司则是“防御型”的，其行为聚焦于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事前防范。因此，从总体上看，私人侦探若想在中国社会长期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保守的姿态，以防御型立场而非进攻型立场来指导自身的业务行动。所谓防御姿态，核心意思是，调查行为不能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法律规范、社会传统习惯以及公民隐私构成系统性挑战。否则的话，后续的麻烦几乎不可避免。

在法律尚未对私人侦探业进行系统规范和清晰调整的大背景下，私人侦探业要想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就只能在具体行为方式上慎之又慎。否则，一旦行为方式不合法，非但无法取得相应的证据——而调查取证恰恰是私人侦探最基本的业务内核——情节严重时，还会将从业者本人也拖入违法甚至犯罪的泥潭。具体而言，就是要紧扣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取证方式和取证手段的规定与要求，小心地在法律的钢丝绳上保持平衡。将这一思路结合前述私人侦探业所面临的几重困境来审视，其出路也就在于走出这些困境。其中，第一、第二方面的困境——即主体合法性与管理规范问题——是行业自身所无法掌控的，完全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回应；而后两方面的困境，特别是涉及隐私权与取证权平衡的困境，则是从业者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加以规避和化解的。

当然，对于私人侦探业的长远发展而言，这终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不过，在可预期的并不遥远的将来，国家势必会对私人侦探业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出台专门的、针对私人侦探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到那一天，无论是予以取缔（从目前趋势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还是通过详尽的规则加以规范和引导，都将为中国的私人侦探业，指明一条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