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没有合法的侦探事务所，有事儿找律师他们好像有权取证，相当于把国外部分侦探工作整合给律师。这是理解中国相关行业法律框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职业体系中，你找不到“私家侦探”或“侦探事务所”这个被官方认可和注册的职业类别。工商管理部门不会批准以“侦探”为核心经营范围的企业注册。那些以“商务调查”、“信息咨询”、“市场调研”等名义存在的公司，虽然可能从事类似调查工作，但其法律身份依然是普通的企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户，并不享有任何超越普通公民的调查特权。相比之下，律师在诉讼活动中被法律赋予了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例如，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去调取某些证据。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部分在国外可能由私家侦探承担的、与法律事务相关的证据前期收集工作，在国内被整合进了律师的法律服务范畴。但律师的调查权也受法律严格限制，必须在合法范围内行使，并且主要服务于已进入或即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其目的性和程序性要求很高，无法完全替代私家侦探那种宽泛的、有时甚至是预防性的调查需求。

偷拍偷录都不能作为证据。这是一个过于绝对化的常见误解，需要加以澄清。准确地说，通过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合法性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偷拍偷录的具体场景、手段、内容以及是否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在公共场所，对公众可见的行为进行录制，或者在自己家中、办公场所等自己有权控制的场所进行录制，且录制内容与待证事实相关，没有使用法律禁止的专用间谍器材，那么这类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是有可能被法庭采纳的。例如，在办公室会议上对发言的录音，或者在自己家里录下与来访者的谈话。但是，如果偷拍偷录行为发生在他人私密空间（如卧室、酒店房间），或者使用了窃听、针孔摄像头等非法器材，或者录制的内容涉及他人极度私密的活动，那么这些证据因其获取手段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不能被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关键不在于“偷”的形式，而在于取证行为的违法性程度。

取证程序必须合法才能作为呈堂证供。这个规则叫做毒树之果，既树有毒所以果子也不能要。这是现代法治社会一项至关重要的证据法原则——“毒树之果”理论（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它形象地比喻：如果取证程序的“树”本身是有毒的（即违法的、侵犯基本权利的），那么由这棵毒树生长出来的“果实”（即通过该违法程序获得的证据），无论看起来多么甜美诱人（即证据内容多么真实、关键），也因其根源的污染而带有毒性，不能被法庭所食用（即不能被采纳为定案根据）。这一原则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通过剥夺违法取证者的利益，来遏制公权力或私人的违法侦查、取证行为，从而保障程序正义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它强调，司法活动不仅要以发现事实真相为目标，更必须以合法、正当的方式去发现，绝不能为了实体真实而牺牲程序正义。

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不可能错，证据也拿出来了，但是就因为取证程序有瑕疵最终无法定罪。这个案件是“毒树之果”原则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全球性经典案例。检方提供了大量看似有力的证据，包括血手套、DNA检测结果等。然而，辩方律师团队成功地质疑了关键证据的取证程序。例如，指控主要侦查警官福尔曼有种族歧视倾向，并可能伪造或污染了证据；指出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了辛普森的住宅；对证据的收集、保管链条存在漏洞等。尽管从社会舆论和一般常理推断，辛普森的嫌疑极大，但法官和陪审团认为，控方未能以无可置疑的、完全合法的程序证明其指控。最终，因关键证据的合法性受到合理怀疑，基于“疑罪从无”和程序正义原则，辛普森被宣判无罪。这个判决震撼了世界，也极其生动地展示了在法治国家，程序上的瑕疵足以让强大的实体证据体系崩塌。它告诉人们，司法正义必须通过正义的程序来实现，否则其结论的正当性将无法维系。

类似的还有周立波在美国那个案子，警察没有合法的搜查他的车辆所以即使真的有非法物品也没法定罪。这是发生在美国的另一个华人熟知的案例。周立波驾车被警察拦下后，在其车上搜出了枪支和毒品。然而，辩方律师提出，警察最初拦停车辆的合法性存疑（理由可能不充分），后续对车辆的搜查也缺乏合理的依据或合法的搜查令。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如果警察的搜查行为被认定为违反了这一宪法权利，属于“非法搜查”，那么由此搜查所获得的证据（枪支和毒品）就将被视为“毒树之果”，不能在法庭上使用。最终，法官采纳了辩方意见，认定关键证据系非法取得予以排除。由于缺乏这些关键物证，检方无法证明指控，案件被撤销。这个案例再次凸显了程序合法性在刑事司法中的基石地位。即使实物证据确凿，只要获取它的程序违法，证据本身就会失效。

程序正义是司法的基础，这一点英美法系体现的更明显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米兰达宣言当初一个叫米兰达的人被抓，审讯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招供了，结果上了法庭又翻供，法官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不知道可以保持沉默，以为进来就得说，然后就说了，以为无所谓没想到会成为证词。最后虽然这个人招供了但是因为程序不合法所以判了无罪。米兰达案（Miranda v. Arizona, 1966）是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米兰达警告”的里程碑式案件。米兰达涉嫌绑架和强奸，他在警察局的审讯中做了有罪供述。但最高法院审理后发现，警方在审讯前没有告知米兰达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聘请律师，如果请不起律师法庭可以为其指定。法院认为，在没有这些警告的情况下进行的审讯，其环境具有内在的强迫性，侵犯了犯罪嫌疑人不得自证其罪的特权（宪法第五修正案）。因此，米兰达的供述不能被作为证据使用。由于缺乏其他有力证据，定罪被推翻。这个判决并非因为米兰达无辜，而是因为定罪的程序存在根本缺陷，侵犯了其宪法性权利。它确立了警察在羁押性讯问前必须履行的告知义务，以确保嫌疑人是在明知且自愿的情况下放弃权利。

但是从此以后美国警察逮捕之前必须要念这段，米兰达宣言。这一判决彻底改变了美国（以及许多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警察执法程序。“米兰达警告”成为逮捕和讯问前必须履行的法定步骤，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告知其所说的一切都可能在法庭上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告知其有权在讯问时有律师在场；告知如果无力聘请律师，政府将为其指定一名律师。如果警察没有进行有效的米兰达告知，或者在嫌疑人明确主张权利（如要求见律师）后继续讯问，那么所获得的口供通常会被排除。这强制性地将程序正义的要求嵌入了执法的初始环节，成为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一道重要屏障。它体现了英美法系（尤其是美国）对个人权利和程序正当性的极端重视，有时甚至不惜以可能放纵一些事实上有罪的人为代价，来维护整个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防止权力滥用。这种理念与“毒树之果”原则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以程序制约权力、以权利对抗权力的司法防线。尽管这些规则有时会让个案中的实体正义看似受挫，但它们维护的是更为根本的、普遍性的法治原则——即正义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牢牢地锁在程序的笼子里。这对于任何追求法治的社会，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