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事诉讼法法考老师爱讲的老段子起手，很多讲司法考试的老师都曾提到过这个段子，为了介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个段子在法考课堂上流传甚广，几乎成了程序法启蒙的经典案例。它用一种戏剧化、略显夸张但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向学生们揭示了法律程序中的一项核心原则：追求实体正义（证明出轨事实）不能以践踏程序正义和基本法律秩序（破门、偷拍）为代价。老师们通过这个生动的对比，让学生们一下子记住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形态和立法初衷。

老婆要跟老公离婚，要证明老公曾经跟别人开房出轨。（旁白：出轨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属于有过错的一方，无过错的一方可以要求多分财产、也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这里点明了诉讼动机和利益所在，使得证据的获取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和巨大的利益驱动。正是在这种驱动力下，当事人（或她雇佣的人）才可能采取极端手段。

要怎么证明，老婆能不能自己破门而入，然后给老公拍照留念，然后寄给法官。这里设想了最直接、最“解气”但也最粗暴的方式。“破门而入”侵犯了住宅安宁权，也可能构成非法侵入住宅；“拍照留念”则是在他人私密空间内的偷拍，严重侵犯隐私。这种方式完全无视了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当时老师讲的是不能，因为这属于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破门而入和偷拍违反了公序良俗，这仲证据不会被法庭采纳，也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老师的解答明确了规则：证据的合法性是其能够被法庭采纳的前提。通过严重违法方式获得的证据，即使内容真实反映了客观事实，也会因其“毒性”来源而被排除。这就像一棵树，如果树根（取证方式）已经腐烂有毒，那么它的果实（证据内容）就不能被食用（采纳）。这是程序正义对实体真实的一种制约和规范。

那要怎么获得老公跟别人开房的证据？
老师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看似巧妙实则问题重重的“解决方案”。这其实是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的部分，学生们都在好奇，除了非法手段，难道还有合法的“捷径”？

老师说，应该立刻打110报警，说XXX房间有人从事大保健活动。警察出警之后，就会把老公和那个女的叫去派出所做笔录，然后双房开房的情况就被合法地记录了下来。这种证据才是合法的证据。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案”听起来很机智：借助公权力的合法侦查行为，来“转化”出自己需要的证据。警察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等，都是国家机关依法制作的公文，其证据效力很高。这个点子确实反映了某种“法律技术主义”思维，即利用规则系统内的漏洞或转换机制来达到目的。

都学会了吧？老师通常会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问出这句话，课堂里往往响起会意的笑声。学生们觉得自己学到了一个“妙招”，理解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掌握了一个可能的“应对技巧”。然而，这个段子真正的价值，或许在于它引出了法律理想（规则讲授）与法律现实（复杂实践）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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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归段子，毕业工作之后，发现法考老师讲的段子内容不一定正确，很多事情还是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去判断，以下是正经回答。这是从理论课堂走向实务领域的关键转折。在实践中，法考老师那个看似完美的“报警方案”面临着重重现实障碍：首先，报假警本身是违法行为，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其次，警察出警后调查的重点是是否存在卖淫嫖娼的违法事实，这与证明“长期婚外情”的民事过错在性质、证明标准上并不完全一致；再次，警方制作的笔录等材料，属于办案过程中形成的内部材料，并非当然可以向当事人个人公开或提供；最后，即便通过某种途径获取了，其证明力也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且对方完全可以对证据获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此，这个“段子解法”在实务中可行性极低，风险很高。它更像是一个用于加深理论理解的数学“理想模型”，而非可以照搬的实践指南。

唐仁搜集的证据，会不会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既要看他收集的证据是用在刑事案件中还是运用在民事案件中，也要看他采用何种手段进行收集。这里引入了“唐仁”这个虚构的侦探形象作为分析样本，并点出了判断证据合法性的两个核心维度：证据运用的诉讼领域和取证的具体手段。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证据规则、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的严格程度上均有显著差异。而手段的“烈度”和性质，则是判断是否“严重”侵害权益的关键。

一、如果发生在民事领域
提问主要指的是民事领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有相对原则性的规定，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根据个案情况权衡各方利益。

例如，甲借了乙钱，但是乙没留证据。乙找到唐仁说，你来帮我解决。后来甲在跟唐仁聊天的过程中提到了向乙借钱的事，但不知道唐仁已经偷偷录音了。这是民间借贷纠纷中常见的场景。取证目的正当（维护合法债权），取证场合通常是相对公开或半公开的交谈（如茶馆、饭店包间等），取证手段是单方秘密录音，未使用专用窃听器材，也未对谈话施加诱导或暴力威胁。

再比如，甲的配偶乙出轨了，甲想跟乙离婚，想多分点家产。甲找到唐仁说，你来帮我解决。后来唐仁通过一些手段拿到了乙出轨的证据。这是婚姻家庭纠纷中的典型场景。取证目的涉及情感过错和财产分割，动机复杂。取证对象是配偶的私密行为，隐私属性极强。取证手段的“合法性”边界因此变得异常敏感和狭窄。

上述两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在这些案件的民事诉讼中，上述手段获取的关键证据是否应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司法实践对此并没有一刀切的标准，裁判尺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核心在于利益衡平：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或无过错配偶权益，与保护债务人或过错配偶的隐私权、人格尊严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先说结论：要看唐仁获取证据的方式有没有严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或者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但“严重”一词是模糊的、需要价值填充的概念。法官需要结合社会一般观念、具体侵权方式、造成的后果、所保护权益的性质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法律依据。它列举了三种排除情形：1.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2.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3. 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三者有重叠，但侧重不同。

根据以上规定，那么我们就要来分析唐仁获取证据的手段了。接下来进行个案分析，展示“严重”程度如何影响证据的命运。

在第一个案例中，唐仁偷偷录音的行为并未严重侵害他人权益，也没有违反禁止性的规定或者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实践中法院通常也会采信这种录音。（学到了吧！借钱要是不好意思让别人写借条，打个电话偷偷录个音也是好的）这里的分析是：甲与唐仁（代表乙）就借款事宜进行交谈，其谈话内容本身与待证事实（借款合意）直接相关。秘密录音并未侵害甲的住宅安宁、人身自由等核心权益，也未使用法律禁止的间谍器材。在保护合法债权这一正当目的下，这种对谈话对方不知情状态的“侵害”程度，尚未达到“严重”标准。因此，实践中此类证据被采纳的可能性较大。这确实给人们提了个醒：在缺乏书面凭证时，有意识地保留通话录音等电子证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但务必确保谈话内容清晰、完整，且取得方式本身无其他违法情节。

在第二个案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了。还是要看唐仁获得出轨证据的手段是否足够“严重”。婚姻出轨证据的获取，因其涉及最核心的隐私，其合法性门槛更高。举例而言，乙丙开房，刚准备走进房间，唐仁刚好路过，拍一下这一幕，这种情况下则没有严重违法。这个假设场景非常理想化：“刚好路过”意味着没有长时间的非法跟踪；“在酒店走廊等公共区域拍摄”意味着没有侵入私人空间（房间内）；拍摄的是“走进房间”这一公开行为，而非房间内的私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获取证据的方式对隐私的侵入性较低，被认定为合法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这在实践中极难实现。

稍微严重一些，唐仁在乙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在乙的车上安装了定位器并把这些信息出售给了甲，此时唐仁的行为可能涉及侵犯个人信息罪，这些信息很可能在离婚诉讼中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这里手段升级了：从公共区域观察，变成了对私人住宅和私人动产的物理侵入和持续监控。安装窃听器、定位器，本身就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种手段严重侵害了乙的住宅安宁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毫无疑问属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通过这些手段获取的证据，在离婚诉讼中几乎必然被排除。而且，唐仁和委托人甲还可能面临刑事追究。

更严重一些，唐仁把乙抓住，关了几十个小时并狠狠地揍了几顿，乙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出轨了，同时被唐仁录音录像。这个时候唐仁不仅涉及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而且侵害了乙的合法权益，这种证据在离婚诉讼中必定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这是最极端的情况，手段从“侵权”升级为“暴力犯罪”。通过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严重犯罪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口供、自认），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体系中都会被绝对排除。它不仅程序违法，其内容的真实性也因受外力强迫而高度可疑。这种情况下，讨论证据是否采纳已无意义，首先要追究的是唐仁的刑事责任。

二、如果发生在刑事领域
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是轮不到唐仁上场的，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即调查取证的权力）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国家侦查权垄断原则的体现，旨在确保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规范性，防止私刑和滥用调查权。私家侦探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最多是提供线索，绝无独立侦查取证的权力。

不过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公安机关无法破案，只能请唐仁出马来进行案件调查、搜集证据。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正式授权。可能存在于某些文艺作品或极个别非正规的“协助”情景中，但绝无法律依据。任何正式的刑事侦查活动，都必须由侦查人员主导进行。

但不管唐仁再怎么牛，他获取的证据，也必须经过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套程序，转化为合法的证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指出了关键：私家侦探即使偶然发现了证据，其本身也不是合法的取证主体。证据必须进入法定的侦查程序，由侦查机关依法重新收集、固定、鉴定，完成证据形式的“转化”，才能具备证据资格。举例而言，唐仁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杀人用的一把刀，这证据很关键了吧？但首先，他必须把这把刀交给公安机关，并且说明这把刀的来源。第二步至关重要：说明来源。如果来源不明或非法（如唐仁非法潜入嫌疑人家中偷出来的），这把刀作为物证的链条就断了，证明力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来源非法而被排除。第二，再由公安机关对刀上的血迹进行鉴定。这体现了证据的客观性需要通过科学鉴定来验证。第三，公安机关还要对嫌疑人进行询问，问是不是当时使用的这把刀去杀人。这涉及到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印证。第四…………等等。后续还有辨认、侦查实验、证据保管链条记录等一系列严格程序。

总之，如果公安机关结合其他证据，认为这把刀就是被告人用于杀人的刀，后面经检察院审查认可后，才能由检察院在法庭上出示并质证。这是一个完整的、受程序法严格规制的证据“资格赋予”过程。私家侦探的“发现”只是起点，甚至只是一个线索，远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

唐仁不能直接自己冲到法庭上说：法官！你看，被告人就是用我手上的这把刀杀的人！这个画面生动地描绘了程序外行为的荒诞性。法庭是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场所，不是展示个人“战利品”的舞台。私家侦探不具备诉讼参与人的法定身份（如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无权在法庭上直接举示证据。

这时法官很可能说：”门口安检是怎么搞的？怎么还有旁听席的拿刀出来？然后呼叫法警把唐仁架出去，并送到精神病院鉴定。这个幽默的结尾强化了主题：无视法律程序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在严肃的司法体系中只会被视为扰乱法庭秩序的荒唐举动，甚至被怀疑精神是否正常。它深刻地说明了，实体真实必须通过正当程序来发现和认定，任何试图绕开程序的行为，不仅无法达到目的，还会招致法律的反制。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