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证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许多公司或者个人的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要以基本事实作为决策的依据，能证明“基本事实”的证据，对事项的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商业谈判、合同签订，还是内部争议解决、风险防范，准确、充分的证据链都是确保决策理性、结果可控的基石。缺少了证据支撑，决策便如同空中楼阁，随时可能因事实不清而坍塌，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在现代社会活动中，证据意识已成为个人和机构必备的基本素养。

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各种证据的获取，调查公司的取证工作满足机构和个人的需求，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依靠：这不仅是选择服务提供者的标准，更是评估所获证据法律效力与证明力的核心维度。一个专业、规范的调查过程，其产出物必须经得起这四重检验。

1、从中立第三方得到证据；这强调证据来源的客观性与公信力。例如，从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行业协会或与争议双方无利害关系的商业伙伴处获取的文件、记录或证言，因其立场相对超然，在法庭上往往更具说服力，能有效避免因证据提供方与案件存在利益关联而引发的质疑。

2、相关文件；文件证据以其内容的稳定性、可复现性成为证据体系中的骨干。它不仅仅指合同、票据、信函等直接文件，也包括能够形成逻辑链条的会议纪要、审批记录、电子邮件、数据日志等。调查工作的重要一环便是系统性地发现、收集、整理这些散落各处的文件碎片，拼凑出完整的事实图景。

3、信誉良好的专家；在某些专业领域，如财务审计、工程技术、知识产权、电子数据鉴定等，专家意见或鉴定结论对于厘清专业事实至关重要。依赖具有法定资质、行业声誉卓著的专家或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能极大地增强证据的专业权威性和可信度。

4、经得起检查的准确证据。这意味着证据本身在获取手段、形成过程、内容真实性上都必须合法、合规、无懈可击。证据不仅要“有”，更要“硬”。它必须能够经受住对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证，以及法庭的严格审查。任何在合法性或真实性上存在瑕疵的证据，不仅无用，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关于私人侦探（私家侦探）的称谓的。有人说私人侦探在中国叫证据调查员或者民间调查员更好一些，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这个称谓的转换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对其法律地位和业务本质的精准界定。“侦探”一词容易引发公众关于刑事侦查权的联想，而“证据调查员”或“民间调查员”则更清晰地表明其活动范畴局限于民事、商事及其他非刑事领域的证据收集与事实查明，剥离了不应有的“侦查”色彩。

我国私人侦探的存在完全是基于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他参与的也只是民商事务，帮助、协助人们在民事法律活动中调查获取证据，还事实真相。这一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主张权利的一方，但当普通民众或企业面对复杂的经济活动、隐蔽的侵权行为或情感纠葛时，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和精力去有效取证。此时，专业调查员的协助就成为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重要途径。

中国私人侦探的兴起与时代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使中国私人侦探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经济深化，交易形态日趋复杂，合同纠纷、知识产权侵权、不正当竞争、商业欺诈等案件增多；社会流动性增强，人际关系网络扩大，在婚姻家庭、债务追讨、人员行踪查找等方面也产生了大量调查需求。同时，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更多人懂得并愿意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维权的第一步便是证据。这些社会土壤的变化，共同催生并滋养了民间证据调查行业。

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允许私力参与刑事侦查活动，这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私人侦探，西方国家的私人侦探同警察一样享有侦查权，可以参与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侦查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人身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的强制处分，在我国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法定机关专享，这是维护法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的民间调查活动必须严格限定在民事、行政等非刑事领域，任何企图染指刑事侦查的行为都是法律所禁止的。

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允许同西方相同意义的私人侦探，我觉得还是叫证据调查员或者民间调查员更好一些，更符合实际。这一称谓有助于廓清行业边界，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其服务性质，也促使从业者时刻牢记自身的权利界限，避免越界操作。

现在大家之所以叫私人侦探，不过是习惯罢了，或者是媒体等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所用的噱头！这种称呼确实更具神秘感和传播效果，但也容易造成误解。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需要正本清源，逐步推广和使用更准确、更符合法律规定的称谓。

日本为了改变侦探业的混乱状态，规范行业运行，稳定社会秩序，制定颁布了《侦探业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侦探业准入的限制条件、书面交付义务、保密义务、对从业人员培训的义务等问题。日本的这一立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法治框架下将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业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观察样本。其立法动机、规范重点和监管思路，对于面临类似问题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禁止私人侦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私人侦探的需求逐渐扩大，而公力的救济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我国私人侦探组织或个人不断发展壮大，以各种名义生存于“半地下”状态。从“商务调查”、“信息咨询”、“维权服务”到“婚姻咨询”，诸多名目背后，实质都包含着证据调查业务。这种“禁止”与“需求”并存的矛盾状态，导致行业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如采用非法手段取证、侵犯个人隐私、收费混乱、欺诈客户等，不仅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也扰乱了社会秩序，甚至可能干扰司法。将其纳入法制轨道进行规范管理，已是势在必行。

从社会的物质基础、国家的法制条件和公众的观念来看，我国私人侦探业立法具有可行性。期望日本的《侦探业法》能够对我国的私人侦探业立法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我国已具备相当的市场经济基础，产生了庞大而稳定的调查服务需求；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为规范特定行业提供了立法经验和法制环境；公众对专业服务和隐私保护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立法，明确行业准入、业务范围、行为规范、监管机构和法律责任，是引导该行业从“地下”走到“阳光”下，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路径。

日本；侦探业法；启迪与借鉴

日本《侦探业法》（全称《规范侦探业业务相关的法律》）于2006年6月8日颁布，2007年6月1日正式生效。这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序竞争状态的日本侦探行业来讲，是一个提高行业发展水平的良好契机。本文在介绍、分析该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私人侦探业的现状，对我国私人侦探业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简略的分析。

一、日本《侦探业法》的制定背景及主要内容

（一）制定的背景

在日本有很多侦探社之类的调查机构，名称有征信社、调查所（中心）、侦探社等等。因为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低，不需要任何资质、资格，所以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吸引了很多失业、无业人员或者想要创业者，从人员素质来看是良莠不齐的。正因如此，在这个行业经常发生纠纷，一般是和雇主之间因为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还有的是利用非法手段进行调查，或者利用掌握调查对象的秘密进行敲诈等。而且这个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为了生存下来，一些侦探社从业人员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使用着各种各样非法的手段。因此 ，这个行业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无法无天的领域。这种混乱状况严重损害了行业声誉，引发了大量的社会投诉和法律纠纷，使得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成为社会共识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以下是近年来日本的侦探从业人员触犯法律的几个犯罪事例［1］：

某侦探社的从业人员接受了地下钱庄人员的委托，对一个记者的电话进行窃听，触犯了电信通信法的相关规定，被逮捕。

某侦探社的从业人员在2004年7月对一起离婚调解中某女士的行动进行确认的过程中，采取了非法手段，悄悄侵入该女士的车库，并且在汽车上安装了跟踪装置，因此被以非法入侵住宅的罪名逮捕。

鉴于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案例，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整顿、规范的时候，为此，立法机关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于2006年6月8日颁布了日本《侦探业法》。其立法目的非常明确：通过设定准入门槛、规范业务行为、明确法律义务和罚则，终结行业的无序状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二）日本《侦探业法》的主要内容

日本《侦探业法》正文二十条，附则三条{1}。下面就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介绍。

侦探业务的定义

（1）接受他人的委托，以收集特定的人的行踪等信息为目的的行为；

（2）以面对面的调查、跟踪、蹲守、监视等类似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行为；

（3）并将其调查结果向委托人进行报告。

符合以上特征的业务可以说是侦探业务。那么，运营这样业务的就称之为“侦探业”。但是，对于接受广播电视机构、报社、通讯社或者其他报道机构以及同领域的个人的委托，并为了新闻报道的目的而进行的工作除外。这一定义清晰地划定了该法规范的行业范围，同时将新闻采访等基于公共利益的活动排除在外，体现了立法对不同性质信息收集行为的区别对待。

日本《侦探业法》不适用于以下活动

（1）出版社用于报道的目的而委托的侦探业务以及对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络媒体等进行的采访活动。

（2）以附加评价作为前提的学术调查活动，对律师、税务师这样特定的人的行踪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不能予以说明的活动。这些除外规定，保障了新闻自由和学术研究的正常空间，避免了法律对正当社会活动的不当干预。

不得从事侦探业的事由

符合以下所列的各种情况之一的，不得从事侦探业。

（1）成年以后作为被保护人、准禁治产者、破产者身份没有恢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身份的；

（2）被处以监禁以上的刑罚，或违反侦探业法的规定被处以罚金的，执行结束，或执行结束之日起未经过5年的；

（3）最近5年之间违反了停止营业命令以及废止营业命令的；

（4）黑社会组织成员以及脱离黑社会组织之日起未经过5年的；

（5）不具有同营业相关的与成年者同样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 ，符合上述1-4情形的；

（6）在法人团体内的管理干部中，符合上述1-4情形的，不得运营侦探业的事务。这些严格的消极资格条款，旨在从源头上筛除不具备基本信誉和守法能力的人员，确保从业者的基本素质，防范有犯罪倾向或不良记录者进入行业，降低行业风险。

申报制度的引入

准备经营侦探业的人，在开始营业之前，必须经由管辖区内的警察署长，到对营业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进行营业的申报。另外，侦探业歇业的时候，或申报事项有变更的时候，从歇业之日起10日之内，必须进行相应的申报。

这些的申报，每个营业所都必须进行。也就是说，持有复数的营业所的侦探业者，必须分别到管辖各个营业所的所在地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进行申报。在同一的都道府县区域内持有复数的营业所的侦探业者，向同一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进行复数的申报。申报制度而非许可制度，是一种相对柔性的监管方式，既便于行政机关掌握行业基本情况，实施动态监管，又未设置过高的行政壁垒，平衡了规范与发展的关系。将警察机关作为申报受理和初步审查的关口，也体现了对该行业可能涉及社会治安问题的关注。

开展侦探业务的原则

（1）侦探业者在开展侦探业务的时候，不得进行被其他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行为和活动。

（2）必须注意不得侵害他人的平稳生活、合法权益。这两条原则性规定是侦探活动的根本法律底线，是所有具体业务行为必须遵守的前提，强调了侦探业务必须在整体法律秩序框架内运行，并且负有不得侵扰他人安宁的积极注意义务。

签订合同时侦探业者以及委托者的义务

为了规范侦探业务，对委托者和侦探业者两方面的义务进行了规定。

（1）接受提交书面文件的义务

侦探业者在准备和委托者签订侦探业务合同的时候，必须接受由委托者做出的书面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在调查中不得使用违法手段。这项义务旨在从委托源头进行警示和约束，让委托人明确知晓并承诺要求调查活动合法，有助于厘清双方责任，减少事后纠纷。

（2）重要事项说明义务

侦探业者在准备签订侦探业务合同的时候，必须再一次对委托者明确说明，合同中的重要事项应当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做出。重要事项包括：（1）侦探业者的商号，名称或者姓名及地址(如果是法人必须注明法人代表的姓名)；（2）侦探业申报证明书的记载事项；（3）在进行侦探业务时遵守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其他的法规；（4）保密义务的事项；（5）能够提供的侦探业务的内容；（6）委托侦探业务的相关事项；（7）侦探业务的服务价格预算额度及支付期限；（8）解除合同的相关事项；（9）侦探业务调查中取得的资料的处理等相关事项。通过强制性的书面说明义务，保障了委托人的知情权，促使合同内容透明化、规范化，避免口头承诺或模糊约定带来的争议，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环节。

实施侦探业务的限制

（1）侦探业者不得以违法手段获得调查结果。

（2）侦探业者不得把侦探业务委托给侦探业者以外的人进行。第一项是重申合法性原则，禁止任何非法取证行为。第二项则旨在防止业务层层转包导致失控，确保实际执行调查任务的主体也是受过法律规制、具备相应资格的业者，保证服务质量与法律责任的可追溯性。

保守秘密

（1）从事侦探业务的人不得泄露在业务过程中得知的他人的秘密。而且，在以后不从事侦探业务的时候，同样应当保守秘密。

（2）侦探业者为了防止对有关侦探业务相关的资料（包括书面文件、软盘、光盘等载体）的不正当的使用，必须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保密义务是侦探行业的生命线，关乎客户信任和公民隐私权。此项规定不仅设定了从业人员的终身保密义务，还要求经营者采取积极的管理和技术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安全，体现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

从以上对于日本《侦探业法》主要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该法侧重于原则性和重要事项的方面。同时该法还规定了实施3年以后将结合实践中出现的具体情况进行修订。这种“先建立基本框架，再逐步完善”的立法思路较为务实，既及时回应了社会急迫的规范需求，又为后续根据实施效果进行调整留下了空间，值得我国在考虑相关立法时参考。该法通过界定业务范围、设置从业门槛、规范业务流程、明确法律义务与责任，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管体系，为日本侦探业从混乱走向规范提供了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