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我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成立，其主要业务为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安全咨询等。这家机构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民间服务模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部分民众在特定领域的迫切需求。但1993年，公安部就出台了《关于禁止“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民事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这一政策的出台主要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隐私的考虑，担心私人侦探活动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刚刚兴起的私人侦探业务也随之潜入水下。许多从业者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提供服务。

直到我国加入WTO，根据世界商标知识产权组织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于2002年10月将“侦探公司”列入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允许注册“侦探公司”商标。这一变化曾让业内人士看到一线希望，认为行业可能迎来转机。但可以注册，不意味着允许公司经营，由于国家没有明确改变相关政策，私人侦探依然“非法”，很多私人侦探公司便以“咨询公司”“调查公司”的形式存在。这些公司往往在工商注册时选择其他经营范畴，实际却从事着私人侦探业务。据媒体报道，因为惧怕公检法机关的打击，很多侦探公司对自身业务讳莫如深，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也经常变换，很难找到，自然显得非常神秘。这种隐秘性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这个行业的好奇与误解。

但市场对于私人侦探有需求，私人侦探业依然存在。北京李军认为国人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归为四大类：一是婚姻问题调查，由于婚外情等现象的增加，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获取另一方“不忠”证据的需求；二是在债务纠纷中，债权人有知道债务人下落，让债务人及时偿还债务的需求；三是在商业活动中，有对参与者商业信誉、谈判底线、支付能力的了解需求；四是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希望获取更多证据用以抗辩或控告。这些需求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说明了为什么尽管面临法律风险，这个行业依然能够持续存在。

对普通人来说，这四类需求很难“自给自足”，因此催生了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关于中国私人侦探类公司的规模，目前缺乏确切的权威数字。但相关论文和报道经常引用的一个说法是，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各种性质大小民间调查公司约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20万人以上，加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从业人员将近30万。这些数字虽然未必精确，但足以说明行业的规模。由此可以管窥全社会对私人侦探行业有多么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会因为政策的限制而消失，只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

私人侦探是否应该合法化，争议很大。这个问题在法律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都引发了广泛讨论。

那私人侦探既然有这么广阔的市场需求，为何在法律上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呢？这涉及到法律原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反对的理由：侦查权属于国家，私人侦探易侵犯隐私权。反对私人侦探合法化者认为，在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侦查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民间机构不享有侦查权，也就不具有侦查主体的资格，其民间组织自然是非法的，应该对私人侦探业强行取缔。这种观点强调国家权力的专属性和权威性，认为侦查权不应该被下放或分享。同时，由于私人侦探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所以私人侦探大都是采用对被调查人进行跟踪、盯梢、偷拍，偷录之类的行为，这类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获得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这些取证方式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容易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私人侦探多采用偷拍的方式取证私人侦探多采用偷拍的方式取证。这种行为不仅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也可能导致证据在法律上无效。

支持的理由：调查权不同于侦查权，了解隐私和侵犯隐私是两回事。私人侦探合法化的支持者则认为，私人侦探确实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侦查权，但不代表他们就不可以进行“调查”。在针对民事、经济案件时，私人侦探完全可以提供有偿性质的调查——只要调查取证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与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严格区别开来即可。他们认为，民事调查与刑事侦查有着本质区别，应该区别对待。

针对私人侦探侵犯隐私的指责，支持者则认为，侵犯隐私与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私人侦探即使发现了被调查者不为人知的事情，也只是“了解隐私”，如果把调查结果扩散出去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这才是“侵犯隐私”。这种区分试图为私人侦探活动划定明确的界限。

如果私人侦探可以合法化，必然要对私人侦探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私人侦探只要把握好调查工作中的尺度，遵守法律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并不会受到侵害。而私人侦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也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这种观点主张通过规范管理来引导行业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