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调查权的法律问题我没兴趣，但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之前有知友和我讨论时提到的一个词：私法。这个概念自然是其所生造，但由此所引申出来的问题确实很有讨论的价值。题主们之所以会问到这些，自然是因为：法有不及，如何救济？！所以我们必须先讨论清楚法有不及的原因：1、现代国家的治理，其基础就是法治，而法治原则是以程序正义来实现实质正义。也就是证据证明、法定程序、公开质辩。说的简单点，就是法律的实施要经得起检验。这种制度设计虽然保障了基本公平，但也带来了效率上的牺牲，使得一些明显违背道德的行为难以得到及时惩处。2、传统上我们是熟人社会，讲的是情理法，所以具体办案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太大。这种文化背景使得我们在处理纠纷时更注重人情世故，而非严格依照法律条文。3、传统上我们还是高密度的熟人社会，可能世代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发生了矛盾，我们不能让其扩大化，所以我们要求遵从秩序、反对私人暴力。这种社会结构要求成员之间保持表面和谐，即便内心不满也要维持基本礼仪。

所以呢，传统上我们是德治而非法治，在德治环境中，如果一个人是小人、是恶人，则群体通过人际排斥就足以对其施加足够的惩罚。但法治环境下，尤其是还保存着德治思想的法治环境，就会由于对证据的要求过严而导致对小人的保护。即道德舆论的批判不在乎，法律又打击不到，这时，低道德水平的小人就会取得相对好人的优势。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职场中擅长钻空子的人往往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恪守规矩的人反而处处受限。所以呢，这就是题主以及之前那个知友的私法的合理土壤：对法律惩罚不到的小人与坏人进行私人的打击。这种私人打击，在任何一个文明中都是存在的，即血亲复仇。典型的如山东好汉武二郎的为兄复仇。但这种私人复仇的问题在于：1、这种复仇无法把握尺度，很容易过度，那么自然就存在反报复，然后就形成世仇。历史上无数家族纷争都是由此而起，最终演变成几代人的恩怨。2、这种复仇就是谁力量大谁压制对方，最后就是弱肉强食，以正义为借口最终反成为最大的不义。强者可以随意定义正义，弱者只能任人宰割。3、熟人社会双方矛盾都是公开的，大家还能判断出是非，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利、保护个人隐私，流动性又大，双方的矛盾外人根本无法判断是非，所以私人复仇就成为争夺私利的借口与保护。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很难像过去那样了解纠纷的全貌。

因此，暴力只允许国家作为垄断者经合法程序来使用，此外只能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有限度的使用。同样，调查权由于涉及到他人权利，也自然只能国家作为垄断者经合法程序来使用，此外只能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有限度的使用。这个原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确保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所以题主所问，就涉及到如何有限度的使用个人的调查权。1、公开信息或应当公开的信息，自然是可以的。如题主和某合伙公司发生纠纷，由于合伙企业具有无限责任，那么即便该公司倒闭，但题主也依然有权利向该公司的合伙人追索赔偿，那自然就有权利要求得到该企业的合伙人信息。这类信息包括工商登记资料、法院判决书等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2、相关人的社会生存信息，人的社会性活动，自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性信息。我们当然可以去收集这些开放的社会性信息，但前提是提供方同意。同时，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人权利，为了保护个人权利，除非是为了陌生人社会的正常运行的征信【应由公权力以合法程序采集】等，这些社会性信息不得作为商品，即不得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系统化的采集。这意味着个人可以零散地收集信息，但不能将其作为商业模式来运营。3、私人领域内的信息他者个人无权调查。这包括个人的通信内容、住宅内的活动等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

也就是说，通过收集公开的信息和社会活动信息，当然是可以的，只不过这样的信息对于委托人来说，怕是质量不如人意啦，而能作为一个普通业务并承诺交付质量的估计只能以违法为手段，所以这个行业自然发展不起来。这种困境使得正规的信息咨询服务举步维艰，而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服务却大行其道，形成了畸形的市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