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现代人的反思》第３节逃避自由和争取自由——现代人的出路
2016-10-09 16:38:30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自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弗洛姆从人的存在的情境出发，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自由之路。
一、逃避自由
自由是人的存在的特征，是伴随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的特性。回眸人类历史的开端，人最初是和大自然处于一体的和谐之中，在自然的怀抱里安然地休养生息。一方面，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按其本能生活，受其本能支配，在这种意义上，人缺乏主动性，不享有自由。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拥有安全感和依赖感，也没有与万物分离，在此意义上，人也不享有孤独。可是，随着人类的逐渐进化，随着人逐渐摆脱本能决定的束缚而具有自我意识，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至此，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揭开了人的自由的历史。
不过此时的自由，在弗洛姆看来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它“指的是摆脱由本能决定其行为状况的自由。”“当受本能支配的行为固着（fixationof action)的丧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已不再具有强制性这一特点时，当行为的方式不再固定地由遗传的先天机制所决定时，人类就诞生了。”从此就开始享有这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人与自然分离而产生的一方面结果。另一方面，人也开始品尝与自然分离所带来的孤独的痛苦，丧失了自然的家园的庇护和关照，割断了与自然联系的母体的脐带，缺乏母体的力量与支持的人类油然而生一种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因此，自由与孤独是一对孪生姐妹，总是相生相伴，缺乏安全感与寻求依赖感是人存在的特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命运。”
人类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他必须为自由做出存在意义的说明。人类不得不在寻求自由和克服孤独的个体化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以弗洛姆之见，对于刚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人类而言，他固然摆脱了天堂的美妙的束缚，但由于自身力量的渺小，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因而新获得的自由就像是一种灾难，只好通过原始宗教和原始部落克服自身的孤独感，这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些原始关系阻止了人的充分发展，它们堵塞了人的理性及其批判能力的发展道路，它们让他或他们只是作为参与一个部落、一个社会或宗教团体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人来认识自己和他人。换句话说，它们阻止人发展成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事情的另一方面，这种与自然、部落和宗教的一体，又使个人具有安全感。他隶属于、植根于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中，在这个整体中，他拥有一个无可怀疑的地位。他可能遭受饥饿和压迫的痛苦，但是，他不可能遭受这一所有痛苦中最坏的痛苦：完全的孤独和怀疑。”
在漫长的中世纪，人以牺牲自由而寻求庇护的状态达到了顶峰。在思想信仰领域，人创造了无所不具、无所不能的上帝，人的一切听命于上帝，从依从上帝中找到克服孤独，寻求安全的方法，这是人拱手出让自由与权威的好处。在现实生活领域，人缺乏普遍的自由，森严的等级划分阻止了人从一个阶层转化为另一个阶层的可能与自由，人的生命的活动范围在其出生前就已被注定了，很少享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迁徙工作的自由，人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都被严密地操纵，在剥夺人的自由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让人有了安全感和附着感。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为人类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它奉行的人生来平等自由的权利，它的自由竞争的公平原则，它的私有财产不可剥夺、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大大拓宽了人的选择与自由，人们相信只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勇气、机遇和吃苦精神，就可以迈上成功之路。“资本主义不但使人们获得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而且还使人们得以享受很多积极的自由。一种有活力、判断力和责任感的自我在资本主义的孕育下成长起来了。”
然而，这只是个体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获取利润为目标，以占有为主要的生存方式，无止境的贪欲和占有，导致了无止境的残酷的竞争，人在竞争中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孤独军奋战，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感到孤独和不安。同时，由于人同技术、机器、同胞、消费、民主等各方面的异化，使人越发感到与自身的分离，战争的威胁与可怕更给现代人的生命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速了人的个体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孤独与不安，软弱与无力，“人正在面临着一股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与这股力量相比，人只是一粒尘埃罢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像一个受命行军的士兵和一个在公共汽车上工作的工人一样随波逐流。他还在活动着，可他并不感到自己是独立的、有意义的。”
弗洛姆总结道：现代社会的结构也同时从两个方面影响人，“它在使人获得自由的同时，又使人变得更加孤独、彷徨，充满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所以自由与孤独的矛盾在现代西方社会达到了极致，对西方人而言，自由成了不堪忍受的负担，于是开始逃避自由。“逃避自由”有三种方式：
第一，受虐狂与虐待狂共生的极权主义。这两种精神病态表面上行为看似相反却实相同。他们都是害怕独自地面对自我，害怕感受到自我的孤独、渺小无力和无足轻重，于是采用了这两种极端的方式。受虐狂通过屈从、倚靠别人，通过被压抑、消灭自我而减轻孤独，获得安全；而虐待狂则通过控制和操纵别人来增加自我、寻找安全。凭借这两种扭曲的变态的方式，建立起一种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的共生关系，从而逃避孤独和自由，两者出发点、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只不过一个主动一个被动而已。这是独断主义和权力感所共有的心理基础。
第二，破坏性。破坏性是一种企图逃避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的内在冲动，它旨在消灭一切必须抗衡的对象，以摆脱个人的孤独和生命挫折时的无力之感，从破坏中获得自我的力量，从外在对象对自己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以消除孤独和软弱。
第三，机械地自动适应他人——从众。完全接受现存文化模式赐予他的那种人格，放弃个人的自由权利与个性，与众人保持一致，以此摆脱孤独、忧虑、软弱和无力，但却是付出了丧失自我和自由这一高昂的代价。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逃避自由的方式，譬如，全面退出世界，以至于世界不再成为一种威胁。再如，在心理上自我扩张，以使外部世界相形见绌等等。
尽管人们可以采取上述各种各样的方式“逃避自由”，可是代价却是昂贵和惨重的，放弃自己的个性与完整性，放弃了自我和自由，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真正本性和需要，因而它既不能使人真正消除孤独，也不能把人引向幸福。真正的出路在于寻找“积极的自由”。
二、争取自由
“积极的自由”是争取自由的惟一的真正的道路。弗洛姆认为，“积极的自由”与“逃避自由’’的消极方式不同，它是指“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的自由。”它要求人能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个性和潜能，自由地全面发挥个人的理性和情感，它包含着这一原则，人的个性的成长与实现就是人的自由的最终目的。弗洛姆相信，人完全可以实现既自由又不孤独，既保持独立的自我，而又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联系，充分实现潜能，享有“积极自由”的崇高理想。
“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这种“自发性活动”泛指创造性活动，它是自我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不是一种受人驱使的强迫性活动，或是受外界刺激而引发的机械活动，它是使人把自己同世界联系起来克服孤独的恐惧，同时又不使自我的完整受到损害的惟一途径，这种活动主要表现在“爱”和“积极的工作”两方面。
第一，“爱”。“爱”在弗洛姆的人生哲学里，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社会的协调器，是人与人关系的黏合剂，是医治病态的人和病态社会的一帖良方。在弗洛姆的笔下，真正成熟的爱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条件下的结合。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但爱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弗洛姆认为它既是人出于克服孤独的需要，追求与他人结合、趋向合群，又是要各方维护自我，保持个性，不把自身消融于他人之中。爱是一种活动，一种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平等、各自独立、相互肯定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结合，从而达到人的和谐相融。
爱情是一种“给予”，而不考虑“拥有”。这种给予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欢乐、兴趣、理解、知识、幽默……个体盎然的生命中的所有一切都奉献出来，在主动的给予中，领略到自己的力量、智慧、才能，领略到自身的博大伟岸、沛然生机，由此感受到无限的欢悦，同时也激发了接受者身上的能力与潜能，共同在爱的交流中一起共享生命的快乐与活力。
除了给予，爱所共同具有的“要素是关心、责任、尊重、了解”。关切：就是对所爱者的生命与成长的关怀；责任：就是对所爱者必须承担义务；尊重：就是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个性；了解：就是尊重的基础，因为尊重人总是以理解人为前提的，要理解人就需要有知识，所以它是真正的爱不可缺少的一环。关切、责任、尊重、了解是相互依存和缺一不可的。没有了解引导的关切与责任是盲目的，但不以关切为动机的了解则是空洞的，只有四者互为一体时，人才拥有真正的爱，才会克服人的孤独与恐惧，消除人们互相提防警觉的篱笆，从而敞开心身，容纳别人，这样的爱才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它是生命中最美的绚丽的霞光，在这样的爱中，潜藏于爱者生命本身当中的爱的能力则像涓涓小溪，欢乐地从生命中溢出，在与他人、与世界的交融中，趋于丰盈、充实、拓展、盎然，全身心地散发着感人的魅力与情趣。至此，人才拥有了真正的快乐与幸福，拥有了和谐与自由，世界也才拥有了和平与安宁。
第二，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工作是指与自然相互沟通合二为一的创造性行为，它必须拥有创造性的理性思维，它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深入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达到主客体和谐的统一。即一方面，主体对客体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探求的欲望，客体并不是作为某些死东西，某些与人本身和他的生命相分离的东西而得以体验；另一方面，客体也激发了主体的关切，促使主体对客体做出积极的反应，主客互动，从而主客交融。弗洛姆举了一个佛陀发现四重真理的故事：“佛陀看见一个死人、一个病人和一个老人。他当时是个年轻人，却深深地为人的这种不可逃脱的命运所感动，他对所见之事的反应激励了他的思想，结果是创造了生命本质和普度众生的理论。”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理性思维的指引下，人才能拥有创造性的工作。弗洛姆指出正是通过积极的工作与真正的爱，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世界才和谐地有机地连接起来，重新融为一体，从中获得力量和安全，从而消除了人的个体化过程中自由与孤独、独立与软弱的矛盾，使人迈上了健康、积极的自由之路。
不过，弗洛姆同时也深刻地指出，解决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问题，仅靠个人努力远为不够，它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配合，只有健全的社会才能造就出健全的人，也只有健全的人才能造就健全的社会，两者是互为依靠，缺一不可的，只有二者完美和谐地结合，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积极的自由。
弗洛姆对现代人生的反思，是在糅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两者的基础上，继承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传统，从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出发，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发挥潜能的标准为尺度，对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的迷茫与痛苦，对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生存方式，对病态的社会日益造成的自由与孤独的矛盾做了细致、犀利的解剖与分析，力图用爱、积极地工作的生存方式给现代人指出一条出路，给现代社会开出一帖药方。客观地说、弗洛姆的分析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幻想的破灭、人的异化、病态的人格、病态的生存的分析不能不说是入木三分，酣畅淋漓，显示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显示其批判的力度与角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也显示出他作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哲学家的良知与正义感。美国哲学家路德·宾杰莱评价道：“弗洛姆对现代人的困境的诊断，是他思想的高峰，他企图在这个复杂的现代世界中，让人的生活多恢复一些尊严，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是谁也不会不承认的。”弗洛姆的人生哲学令人深思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