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私家侦探调查取证，北京市小三调查：人民日报采访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听上去很神秘，似乎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一些以侦探、调查为名的机构在网上很活跃，宣称“拥有大量高科技工具”，可以为客户提供“行踪调查”“婚外情调查取证”等服务，其中掺杂着不少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及真假难辨的骗局，让人防不胜防。这些机构往往通过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甚至短视频平台广泛投放广告，以“专业调查”“保密高效”为卖点吸引客户，一旦有人点击咨询，便会被引导至私密聊天群或加密通话，整个过程不留痕迹，实际上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法律与道德风险，甚至成为犯罪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入口。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私家侦探吃的是“信息饭”，而这碗“信息饭”很容易涉及他人的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标准和规范，很多私家侦探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像踩着钢丝过河。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接受委托或者协助开展证据调查收集行为的合法性边界，不能让“私家侦探”成为“侵权侦探”。现实中，不少所谓“侦探”利用委托人急于获取证据的心理，不仅收费不菲，更可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最终导致委托人陷入更大的法律纠纷甚至经济诈骗之中，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

私家侦探人数不少 承接各类调查事项

2003年，戴朋俊进入私家侦探行业，主要处理婚姻出轨方面的问题，平均每年会收到近千次咨询，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常常能听见另一头的哽咽声。除了传统的婚姻调查，他还承接企业打假、员工背景核实、商业竞争对手动向追踪等多种业务，显示出这一行业在实际运作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他明显感觉到来自年轻群体的委托比例在上升，不少人在恋爱阶段就已开始委托进行背景调查，有的甚至刚确认关系就来查对方是否有婚史或债务。

私家侦探到底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戴朋俊告诉记者：调查前，他会对环境进行预判，准备不同的应对方案和相应的服装道具，从帽子到鞋袜都要成套考虑。关于出行，如果距离近就自己开车，如果远就乘坐飞机、高铁，到地方后再租车；有时也会买辆摩托车或者电动车（有的委托人会提供），工作结束后再卖掉，一来一回也能省下不少成本。在实际操作中，团队还会根据目标对象的生活习惯定制跟踪计划，比如利用早晚高峰、周末外出等时间窗口进行蹲守与记录，跟踪的时候连早餐都不敢多吃，怕上厕所。长时间的外勤工作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考验，有时一盯就是十几个小时，连上厕所都要掐着时间，眼睛盯着目标不敢眨。

“利用窃照设备拍照、安装定位器、调取个人信息等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的拍摄设备都是民用的，能在商场买到。”戴朋俊说，买回来后还得自己改装伪装，普通相机缠上迷彩胶带就变成不那么显眼的样子。他强调，尽管设备是民用级别，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把握“不越界”仍是一大难题，有些情况看似合法，真做起来分寸却极难拿捏。例如，在公共场合拍摄虽不违法，但如果长时间、针对性跟踪并录制他人非公开活动，即使使用民用设备，也可能因侵扰私人生活安宁而被认定为侵权，这个度全靠经验和法律意识来把控。

据戴朋俊介绍，私家侦探的业务不只涉及“抓小三”等婚姻问题，还包括助力法院拘传“老赖”、收集民商事纠纷线索等，服务类型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不少民间调查师还与律师事务所有长期合作，协助进行证据前期搜集与现场核实工作，尤其在债务纠纷、子女抚养权争夺等案件中发挥作用，成了律师手中的“探路先锋”。

“比如找‘老赖’，法院执行毕竟人力精力有限，这时候就有申请执行人找到我们，希望帮其查到‘老赖’行踪。我们就会通过和周围邻居聊天、蹲守等方式，确定对方是在家还是在其他地方。好几次我们提供了相关线索，为法院成功拘传‘老赖’提供了帮助。”戴朋俊表示，有些老赖一藏就是好几年，没有第三方调查根本找不到人影。在实际操作中，他们还会借助公开信息如社交媒体动态、物业登记、车辆进出记录等进行综合分析，逐步拼凑出目标的行踪轨迹，甚至从一张自拍照里的背景就能推断出大概位置。有时还要扮演快递员、外卖骑手等角色，才能近距离确认目标位置，连送餐箱里都要放一份真外卖以免被揭穿。

张海涛于2008年开始从事调查工作。他并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私家侦探，因为“我国并不承认私家侦探这一职业，而且我从事的对公业务比较多，可以把我们称作民间调查师”，叫调查师至少心里踏实些。据他透露，其团队接手的案件中约有六成来自企业客户，包括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内部贪腐排查、合作方背景尽职调查等，这类业务往往单笔金额较高，操作流程也相对规范，通常需要与公司法务部门反复沟通并签署保密协议，签字的页数叠起来能有一本小册子那么厚。

据接受采访的私家侦探估计，全国从事私家侦探的人数至少几千至上万人，其中包括团队和以个人形式开展调查的“游击队”，光靠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就占了不小比例。由于行业隐蔽性强，真实数字可能更高。不少人以前从事过法律、安保、媒体甚至信息技术相关工作，转而进入这一行业。近年来，还有一些从公安、部队退役的人员也加入其中，整体从业背景日益多元，专业素质较十年前有了明显提升。

行业存在多种乱象 一些侦探突破底线

“事实上，成为一名私家侦探，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般至少要学5年才能成才，100个学习者里面也就剩下一两个了。”戴朋俊说，就像大浪淘沙，真正能留下的是极少数。除了基本的跟踪、伪装、拍摄技巧，还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心理学方法甚至社交工程能力，否则不仅容易“跟丢”，还可能因操作不当而卷入法律纠纷，把自己搭进去。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私家侦探的市场需求旺盛，盈利空间大，有不少人在网上打着“私家侦探”的名号，从事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目前市场上私家侦探真假难辨，甚至连同行都分不清对方是真是假。一些所谓“侦探”甚至没有任何实地调查能力，纯粹依靠网络黑客技术或信息买卖完成委托，风险极大，拿到的信息往往也是从非法渠道购买的二手货。更有甚者在收到定金后直接拉黑客户，实则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提供任何服务，连个像样的网站都懒得维护。

记者以“私家侦探”为关键词在网上检索，出现了多家“侦探调查公司”，其中不乏一些“突破底线”的私家侦探。这些网站通常设计粗糙但内容诱人，强调“全球定位”“黑客技术”“无所不能”，甚至承诺“100%出结果”，明显带有夸大与欺诈性质，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不对劲。页面往往还配有模糊的案件展示和虚构的成功案例，用以打消潜在客户的疑虑，照片上的“侦探”拿的奖杯也不知是从哪家影楼借来的。

输入网站上留下的私家侦探社交账号，再根据其“请+QQ×××”的个性签名输入QQ号码，对方头像显示请加另一个QQ号码。辗转几次后，记者终于加上了一个网名为“技术员”的私家侦探，对方的每一步都像是在走迷宫，显然有意规避追踪。整个过程迂回隐蔽，明显有意规避平台审核和监管，也透露出对方本身就不愿留下真实联系方式，甚至根本不敢用实名认证的账号。

“您好，可以查对方社交账号聊天记录和之前的行程吗？”

“只要有对方手机号码都可以查，只用花600元，我们会帮你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包括开房记录、行车记录都能查到。如果对方开房，上面会有酒店定位，我们也能拿到酒店监控和视频证据。”这类说辞听起来极具诱惑力，但细想一下，600元就能搞定这么多事，怎么可能。但实际上，安装非法软件、窃取他人通信内容，已明显违反《网络安全法》和《刑法》相关规定，哪怕只装一次就可能面临刑事追诉。一旦安装这类程序，委托人也可能因为帮助侵权的共犯身份而面临法律风险，到时候对方跑路，你却成了替罪羊。

在另一家名为“××私家侦探社”，记者从客服处获得了一份详细的可调查项目明细表：600元，提供姓名、性别、户籍省份、年龄，可查符合条件的身份证号码和头像；2300元，提供身份证号码，可查全国5年内开房记录，带酒店名称，开退房时间，3800元可查同住宿记录；3000元，提供身份证号码，可查飞机火车记录、出入境记录、名下房产车辆、婚姻状况等14项记录；8500元，可提取对方社交账号上的好友，或提取对方手机通讯录好友。此外，人际关系调查、外卖网购收货地址、手机实时定位等，都可以付费查询，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些服务明显超出合法范畴，属于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且所谓“可查”往往只是骗取钱财的幌子，根本查不到，或者查到的也是伪造的数据。

记者注意到，虽然网上能检索到很多名为“××侦探调查”的公司，但这些公司均未显示备案信息和工商注册信息，连一个正经的公司名字都不敢报全。而根据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即ICP备案和许可。并且在天眼查、企查查等App上，目前全国范围内没有一家名为“××侦探”“××侦探事务所”的公司。这说明绝大多数所谓侦探公司实为“皮包公司”或非法经营个体，随时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今天看到的网站明天就打不开了。

“目前私家侦探行业鱼龙混杂，有些人会用违法手段偷拍和窃取他人信息，还有些人打着侦探的幌子在骗钱。”一名在山东青岛从业20多年的私家侦探对记者说，这两类人加起来比正规干活的还多。他透露，甚至有一些团伙以调查为名，行勒索之实：先接单调查，获得隐私后不仅向委托人索要尾款，还转而威胁被调查人索要“封口费”，两头通吃。被调查人往往因为担心隐私曝光而不愿报警，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据该侦探介绍，那些骗钱的人往往不愿见面，不会透露公司座机和办公地址，无论做什么都是先付保证金再办事，而且收费偏低，低到让人不敢相信。“我有客户就被这样骗过，骗子前期承诺不成功不收费，过几天说找到证据了，发个文件过来却打不开，然后说有密码，需要打保证金，见面可以退，结果钱交了对方就失联了，电话再也打不通。正规公司不会这么干，都是当面结案，签好协议再动手。”这类骗局往往利用委托人隐私需求急迫却又羞于报警的心理，屡屡得手，有的受害者甚至因被骗金额过高而陷入经济困境，连吃饭都成问题。

戴朋俊也告诉记者，近年来私家侦探行业存在不少乱象：有些私家侦探是假借侦探名义实施诈骗的骗子，有些想一夜暴富不惜铤而走险，有些只要给钱什么都敢做，还有些直接贩卖个人信息等，把客户的信息当作商品来回倒卖。更值得警惕的是，已形成黑色产业链，信息贩子、黑客、非法设备制造商等在幕后提供支持，使得侵权手段更加隐蔽和技术化，普通人根本防不住。一些信息在这些黑产链条中被多次转卖，受害者甚至完全不知情，直到被骚扰或诈骗时才发现，但为时已晚。

自称侦探并不违法 具体行为不能越界

实际上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曾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原国家工商总局也曾明确指出，严禁私人开办侦探业务，市场监管部门至今未批准过以“私人侦探”作为经营范围的企业注册登记，你去工商系统里搜“侦探”，一条都搜不到。这意味着，当前所有打着“侦探公司”名义运作的实体，实际上注册名称多为“咨询中心”“信息事务所”等，以规避审批限制，合法外衣之下往往藏着灰色业务，表面上是做咨询，背地里干的却是调查取证的活。

“目前所禁止的是以私家侦探名义进行的登记注册行为，并未明确禁止当事人委托其他个人或者组织从事协助证据调查活动。”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陶杨说。这实际上为民间调查行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也正因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行为边界模糊，究竟哪些行为可以从事、哪些属于非法，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官方说法，从业者和委托人都像是在黑夜里摸路。

在陶杨看来，私家侦探所从事的接受当事人委托协助开展证据调查的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也很有必要。一些刑事案件的控告或者报案初期以及刑事自诉和民事诉讼案件，均需要当事人自己履行一定的举证责任，但是当事人取证能力与精力有限，便通过委托一些从事证据调查的个人或者机构协助查找、收集、固定证据，这种行为并未被法律法规所禁止，相当于法律留了一道口子。尤其在婚姻家庭、债务纠纷等案件中，委托人往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求助民间调查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再正常不过。如果一律禁止，反而会使部分当事人的举证权落空，导致明明有理却打不赢官司。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霄燕说，法律并没有禁止私家侦探这一称呼。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自称私家侦探并不违法，你愿意叫自己侦探没人能拦着。至于其行为是否违法，则要视其行为内容和实质来定。如果仅是通过公开渠道观察、记录、整理信息，未使用非法设备或手段，那么与普通公民的知情权无异，跟邻居闲聊打听没有本质区别；一旦涉及跟踪、偷拍、窃听、买售信息等，则可能构成违法，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上几年都不稀奇。

“在我国，由于法律没有赋予私家侦探主体身份，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职能。私家侦探的权限也就仅限于普通公民的合法知情权范畴。”徐霄燕说，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私家侦探不合法，主要原因是很多自称私家侦探的机构或个人在业务宣传、调查手段、信息使用等方面普遍存在违法行为，把水彻底搅浑了。例如，不少侦探号称能获取他人通话记录、银行流水等，这显然已超出合法范围，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拿到。这种夸大宣传本身也容易让公众产生“私家侦探就是靠非法手段吃饭”的负面印象，把行业中极少数老实人也牵连进去了。

那么，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陶杨认为，私家侦探虽然处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但其获取的证据也并非当然不具备证据效力，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仅仅是一般性的调查，并未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以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获取证据，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法官会酌情采纳。例如在公共场合拍摄到的出轨视频、公开场合下的行为记录等，在一些离婚案件中已被法院采纳，前提是取证过程本身没有侵犯他人隐私，镜头没有越过不该越的红线。

“但因为私家侦探行业仍处于灰色地带，不建议当事人聘请私家侦探，而是可以通过律师或者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形式来进行证据调查搜集。”陶杨提醒道，这条路虽然慢一点，但起码安全合法。律师具有法定调查权，可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和律师证向相关部门调取信息，而法院也可根据当事人申请出具调查令，由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自行取证，尤其涉及银行流水、不动产登记等正规渠道可获取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无需冒风险找私家侦探，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据了解，为了“避免麻烦”，私家侦探和委托人之间往往不存在纸质的委托合同，一般是口头协议后提前支付定金，委托完成后再支付剩余的钱，连收据都不开一张。对于这样的委托，法律是否承认？

在陶杨看来，委托无论是否有书面协议，其效力主要还是看委托的事项，如果委托的事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应当无效，比如让你去装窃听器就别指望法律保护你。但在实践中，有些私家侦探开展的调查活动主要还是打“擦边球”，如果是不侵犯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一般性证据调查活动，还是要遵从意思自治原则，认定为有效，不能因为形式不完备就否定一切。例如委托找人、核实身份、观察公开行为等，这类服务本身并不违法，但若委托内容为“安装GPS”“窃听谈话”等，则合同无效，甚至可能因涉嫌共同犯罪而连委托人也一并被追究法律责任，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掉。

完善立法整治乱象 加强监管明确边界

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提出，目前我国尚无法律确立私家侦探的法律地位，但该行业的市场需求较大，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行业规制，让正规从业者也能挺直腰杆做事。可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对民间调查行业实行准入机制、资质考核与行为监督，既满足社会合理的调查需求，又防止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个行业才有可能摆脱灰色形象，从影子走到阳光底下。

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霄峰说：“在相关从业机构和个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所实施的行为事实上都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和企业的商业秘密，绝不是小概率事件。实践中还存在相当数量的非法从业者，在获取相关信息后，对被调查者直接进行敲诈勒索，甚至返回头敲诈委托人，两边都要钱。还有网络上以民间调查为名，宣称能够获取他人社交账号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信息，骗取定金和预付款，而受骗者因为担心不光彩，往往也不愿报警，只能自认倒霉。这些乱象都亟待市场监督、公安等部门依法予以整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建议，网信部门应加强网络平台广告审核，下架涉嫌违规的侦探服务推广，切断其利用正规渠道引流的路径，从源头上减少曝光。

在刘霄峰看来，对于依法登记，通过市场走访、网络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合法形式结合专业分析，为委托人提供信息的企业，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应当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予以支持，扶持一批正规军。例如企业反欺诈调查、知识产权保护、员工尽职调查等领域，正规的信息咨询服务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帮助企业防范风险、维护市场秩序，这些才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目前确实有一些公司以‘咨询’名义开展类似的证据调查工作，但一直以来也处于灰色地带，其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或者说根本未被许可。特别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以后，类似行为违法的法律风险更高，违规成本也成倍增加。当然，由于在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中，当事人证据调查搜集手段和能力不足，委托或者依赖私家侦探进行类似的调查工作，以帮助其搜集及固定证据的市场需求较大，建议下一步应从国家法律层面予以明确。”陶杨说，不能总让老百姓自己去冒险。可探索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设立一类“民间调查员”资质，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协助证据搜集，并通过资格考试、年度审查和监管，确保其行为合乎职业道德与法律要求，这样侦探才能成为有执照的人。

他同时提出，目前仅是公安部的通知予以明确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客观上其法律效力位阶较低，并不足以达到规制该产业的目的，一个部门通知管了三十多年，早就力不从心了。对此应当从行为的角度来明确规制，即明确接受委托或者协助开展证据调查搜集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明确哪些行为可以委托开展证据调查搜集活动，明确相关的证据调查搜集活动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等。例如可出台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对民间调查的原则、禁区、取证手段、证据效力等作出细化规定，使其不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也让那些守法经营的从业者不再整日提心吊胆，睡觉都能踏实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