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成立，其主要业务为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安全咨询等。这家机构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民间服务模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部分民众在特定领域通过私力救济来实现权利保障的迫切需求。但1993年，公安部就出台了《关于禁止“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民事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这一政策的出台主要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隐私的考虑，担心私人侦探活动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也使得刚刚兴起的私人侦探业务随之潜入水下。许多从业者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提供服务。

直到我国加入WTO，根据世界商标知识产权组织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于2002年10月将“侦探公司”列入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允许注册“侦探公司”商标。这一变化曾让业内人士一度以为冬去春来，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可以注册，不意味着允许公司经营，由于国家没有明确改变相关政策，私人侦探依然“非法”，很多私人侦探公司便以“咨询公司”“调查公司”的形式存在，用合法注册的壳包裹着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内核。据媒体报道，因为惧怕公检法机关的打击，很多侦探公司对自身业务讳莫如深，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也经常变换，很难找到，自然显得非常神秘。这种草木皆兵的高度戒备，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这个行业的好奇与误解。

但市场对于私人侦探有需求，私人侦探业依然存在。北京李军认为国人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归为四大类：一是婚姻问题调查，由于婚外情等现象的增加，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获取另一方“不忠”证据的需求，以此在离婚谈判或诉讼中占据优势；二是在债务纠纷中，债权人有知道债务人下落，让债务人及时偿还债务的需求，尤其是在执行难的大背景下，这种需求尤为迫切；三是在商业活动中，有对参与者商业信誉、谈判底线、支付能力的了解需求；四是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希望获取更多证据用以抗辩或控告，寻求在公权力侦查之外的另一条救济渠道。这些需求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说明了为什么尽管面临法律风险，这个行业依然能够像野草一样持续存在。

对普通人来说，这四类需求很难“自给自足”，因此催生了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关于中国私人侦探类公司的规模，目前缺乏确切的权威数字。但相关论文和报道经常引用的一个说法是，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各种性质大小民间调查公司约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20万人以上，加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从业人员将近30万。这些数字虽然未必精确，但其庞大的体量足以说明行业的规模。由此可以管窥全社会对私人侦探行业有多么大的需求，这无疑形成了一个法律禁令与市场需求极度脱节的巨大“真空带”。

私人侦探是否应该合法化，争议很大。这个问题在法律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都引发了广泛讨论，正反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私人侦探既然有这么广阔的市场需求，为何在法律上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呢？这涉及到法律原则与社会现实之间一种长期紧绷的复杂关系。

反对的理由：侦查权属于国家，私人侦探易侵犯隐私权。反对私人侦探合法化者认为，在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侦查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民间机构不享有侦查权，也就不具有侦查主体的资格，其民间组织自然是非法的，应该对私人侦探业强行取缔。这种观点强调国家权力的专属性和权威性，认为侦查权具有绝对的排他属性，绝不应该被下放或分享。同时，由于私人侦探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所以私人侦探大都是采用对被调查人进行跟踪、盯梢、偷拍，偷录之类的行为，这类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获得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这些取证方式往往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稍一越界就容易引发更多难以收拾的社会问题。

私人侦探多采用偷拍的方式取证。这种见不得光的取证行为，不仅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也直接导致证据在法律上的彻底失效。

支持的理由：调查权不同于侦查权，了解隐私和侵犯隐私是两回事。私人侦探合法化的支持者则认为，私人侦探确实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侦查权，但不代表他们就不可以进行“调查”。在针对民事、经济案件时，私人侦探完全可以提供有偿性质的调查——只要调查取证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与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严格区别开来即可。他们认为，民事调查与刑事侦查有着本质上的云泥之别，完全应当区别对待。

针对私人侦探侵犯隐私的指责，支持者则认为，侵犯隐私与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私人侦探即使发现了被调查者不为人知的事情，也只是“了解隐私”，如果把调查结果扩散出去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这才是“侵犯隐私”。这种区分试图为私人侦探活动划定一道明确的红线，即可以知道，但不能声张。

如果私人侦探可以合法化，必然要对私人侦探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详尽如织网的规定。因此，私人侦探只要把握好调查工作中的尺度，遵守法律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并不会受到侵害。而私人侦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这种观点主张通过精细的制度规范来引导行业发展，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概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