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私家侦探】广州婚外情外遇出轨调查取证：私家侦探的秘密生活

一场名为“广州调查业座谈会”的内部会议在广州东风大酒店召开，与会者是广州18家主要调查公司的三十多个负责人。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茶杯里的水续了又凉，没有一个人主动起身离开。

　　在公众心目中，以婚外情调查、讨债、商业打假和信用调查为主业的调查公司们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称——“私家侦探”。这一称呼，无疑使人联想起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些神奇而正义的形象。然而现实中的他们，既没有烟斗和放大镜，也没有永远站在正义一方的剧本。

　　然而，发展不过10余年的中国私家侦探业，已经开始出现步入泥沼的迹象。一方面未被承认的法律地位和时常超越法律界限的调查手段，使得中国的“福尔摩斯”们始终未能摆脱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行业准入门槛低，大量的无序竞争和恶意欺骗已经严重削弱了这个行业的信誉和利润。而这场座谈会，正是试图以行业自律的方式，解决后一问题。在一个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行业里谈自律，本身就带着几分悲壮的意味。

　　记者以私家侦探业者的身份出席了这场会议，目睹和倾听了他们的冲突、争吵、无奈与困惑。随后，又展开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试图呈现这一时常被媒体和公众神秘化和娱乐化的行业的真实状况。剥开那层神秘的外衣之后，露出的往往是最粗粝的生存本相。

　　3月31日，刚刚帮人调查完债务人财产情况的私家侦探寥峰（化名），笑着从他的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两张电话清单。凭着这两张电话清单，他帮委托人找到了“老赖”。他的笑里带着几分得意，也带着几分试探，想看看这两张纸能不能让面前的“潜在客户”动心。

　　寥峰三十余岁，一对小眼睛看起来明澈而精明。他是为了拉住扮作顾客的记者的委托业务，才拿出这样的事实来说明他的调查实力。

　　两张打印清单一张是债务人今年1-2月份的通话记录，另一张是债务人1-2月份手机在广州各城区漫游过的电脑纪录。“从第一张里，我可以查到他和什么人联系最紧密；从第二张里，我可以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活动最频繁。这是我们寻找调查线索的起点。”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在清单上熟练地滑过，每一行话单在他眼里都是一个坐标。

　　寥峰的能耐还远不止这些，他声称，只要得到调查对象的名字，他就能获得调查对象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车产、房产、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里钱款的数量，并且省内省外的人他都可以查。这些能耐被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来，像是在介绍一项再普通不过的技能。

　　在常人的印象中，这些个人信息记录大部分是保密的，连司法人员都要通过复杂的合法程序才能查询。但是，在“私家侦探”从业者看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手段。

　　“这种超越法律的做法由来已久，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样的行为伤害了政府与公众对调查业正确全面的理解。”资深的深圳知识产权调查员、行为法学研究者郑刚如是说。他说话时眉头始终皱着。

　　电话清单的交易内幕

　　据称目前广州的调查业内真正有实力打出电话清单的人，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广州几十个调查公司获取电话清单的源头。

　　这种帮人查取电话清单、银行账户的“业务”其实已经在广州低端调查业内成了公开的秘密。说是秘密，却几乎人人都在用，人人都在找渠道。

　　在广州九头鸟调查事务所的网站上，对这些交易进行了明码标价。标价单称：广州市内手机，打三个月的清单需要800元，受委托后3天内可以获取，市外省内手机则要1200元；还可以帮助查到调查对象的详细地址、机主姓名、身份证号码，市内与市外省内的价格分别是700元和1000元；提供车牌号码，则可以查到车籍内容与车主基本资料，价格1000元，1-2天可以完成；

　　只要提供调查对象的姓名，可以查到该人的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婚姻状况、住址。

　　而如果提供需调查的公司名称、编号、个人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调查对象的“所有账号及存款”，价格需要“面议”……这些明晃晃挂在网站上的价格表，像一份菜单，点菜的人有多少知道这道菜端上来时就带着违法的底味，不得而知。

　　知情人透露，目前广州的调查业内真正有实力打出电话清单的人，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广州几十个调查公司获取电话清单的源头。一般的调查公司在接到生意后，就找这几个能打出资料清单的人。这三个人在每份清单资料上，至少可以赚取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差价。整条链条上，真正的利润大头不在这几个跑腿的人手里，而在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的“资源方”身上。

　　在3月25日召开的“广州调查业座谈会”上，以私家侦探业者身份参加会议的记者见到了三个人中的一个。

　　这是一位热情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如果你做的是商务调查，我想你来打这样的单子是最划得来的生意。你得到了某个公司老总的手机和固定电话，我们就可以打出他的电话清单，可以分析出他的客户源，他的行踪，这些信息你卖给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至少就可以赚几万元。这几千元的成本实在不算大。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家这样的公司的业务，就赚了好几万元。”他说得眉飞色舞，仿佛在分享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经。

　　对于省外电话清单，他称也有特殊的渠道，不过价格要贵得多：“固定电话的长途电话最好查，五分钟就搞定。手机三天之内。至于小灵通，一般人根本打不出来，但我可以。手机短信清单非常危险，我们也担心万一被发现，所以虽然有客户要求，但基本没有打过，一万元只是我们的标价而已。”小灵通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时，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技术优越感。

　　“你问我为什么能够查到这些，这是因为我和有关部门的朋友有比较好的关系。这些生意我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你完全可以放心。”该年轻人对此不愿谈得过细。但他也表明，一张信息清单的钱，他只能赚一两百元的差价，最大一部分还是送给了“资源方”，“资源方”即是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些个人信息的真正掌控者。他说“资源方”时压低了声音，仿佛这个词本身就自带风险。

　　对于神秘的资源方，这位年轻人也有一些看法：“老实和你说，做这样的生意也不容易。前几年我们只要搞定能够获取这些信息的普通职员就行了。

　　但现在，有关单位对信息的管理严了一些，我们布线的成本就高了不少。有时资源方暴露了，我们就得重新布线。“他用的”布线“两个字，像在说谍战片里的卧底，语气里没有半点戏谑。

　　而另有几位参加会议的私家侦探建议，为了保障资源方的安全，最好行业里出个规矩，以后电话清单之类的不要直接卖给客户，只给客户需要的具体信息，“电话清单只在行业内流通，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利用率与单价，而且可以减少有关调查对象对资源方的投诉，减少资源方暴露的风险。”能把违规操作讨论得如此井然有序，会议桌上的人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我们的调查尽管从法律上看存在灰色手段，但当我们的努力确实帮助委托人讨回了合法权益时，道德与良心上是有满足感的。”这句话被不少人挂在嘴边，像是他们为自己行为准备的一张护身符。

　　在网站上明码标价的广州市九头鸟调查公司，坐落在广州市建设大马路一写字楼内，有里外两间办公室。外间办公室有一台电脑、数张放着“调查员”牌子的桌子，里间是公司负责人李广的办公室。之所以称为“九头鸟调查公司”，是因为公司由九位湖北籍调查员组成。老乡抱团，是这个行业起步时最常见的组织方式。

　　李广也是湖北人，身高一米八，三十余岁，偏瘦，动作灵活，但看起来面容疲惫。在九头鸟调查公司的网站上，对李广的介绍是这样的：“主任：李广（现名），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员，政协委员，曾任公共关系学校校长，警校招办主任，公安保卫干部学校校长。”这份履历里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有分量，拼在一起却只服务于一家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调查公司。

　　事实上，在中国的调查业当中，像李广这样出身于相关系统的调查员有很多。

　　行为法学研究者郑刚在其专著《中国商务调查报告》中的考证称，1992年国内最早出现了民间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其组成人员端木宏峪等几人是国内资深的退休刑侦专家。1993年后逐渐成为私家侦探明星的孟广刚原是沈阳一派出所所长，成都的魏武军是退役的优秀侦察兵。而广州最早进入调查业的陈德明（后创办了各安咨询调查公司），亦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读于广州市公安学校，1980年开始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工作，1985年进入某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从公门到民间的这条路，许多人走的时候都带着一声叹息。

　　对此，李广的解释是，这类调查员比较有调查经验，而且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只有这样背景的人，才能在1993年以来私家侦探所被禁止的情况下，仍能在夹缝中求得比较好的生存。人脉就是通行证，经验就是护身符，他们是靠这两样东西在禁令的缝隙里撑开了一片天。

　　对于电话清单，李广有一番“007”式的理解：“我们认为，我们获取的这些信息，许多是委托我们的客户本来应该知道的，他们通过了解这些信息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确认了这一点后才接受他们的委托。而我们的调查对象，往往是干着违法的事。尽管从法律上看存在灰色手段，但我们的努力确实帮助委托人讨回了合法权益，道德与良心上是有满足感的。”他把“正义”两个字挂在逻辑链条的末端，试图用它牵住前面所有摇摇欲坠的环节。

　　他回忆起去年11月份，湖南一家长向他求助，称女儿在广州打工，此前曾经要五千元钱，此后一个月杳无音讯，怀疑是陷入传销窝。他们提供的唯一线索是女儿当初打到家里的三个手机电话与固定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打电话清单的行为是正义的。”李广解释。根据电话清单显示的地址，李广终于发现了可疑地点，最后配合警方端掉了这两个窝点，发现求助者的女儿果然在其中。“这个女孩22岁，他的父亲拉着女儿的手就哭了。”那个瞬间，正义这两个字确实有了真实的温度。

　　然而，在业内颇有声望的李广，在广州调查业座谈会上说：“今年两会前，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提交，这个灰色地带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消失了，我们得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如何生存与发展。”他说话时，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事实上，李广们担心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出台于今年1月份，和他们直接相关的一条是：手机号、住址、医药档案、职业情况等都属保护法保护之列。按照这一草案的设想，国家应成立“个人信息保护办公室”，对于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目的、收集手段等等进行审核。而侵害他人信息，一般会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一旦草案变成正式法律，那些靠打电话清单吃饭的从业者将一夜之间失去饭碗。

　　草案的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告诉记者：“发生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况，如果构成犯罪，国外有可能会判2至3年刑。我国怎么承担刑事责任，要援引刑法通则的一些具体要求，国外的做法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借鉴。这个草案可能会在近几年内通过。”他用的虽是学者的审慎措辞，但听在从业者耳朵里，句句都是警钟。

　　对于目前的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周汉华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只不过没有明晰的处罚。法律的网早已张开了，只是收网的时间和力度还没有写进日程表。

　　保险公司不敢保的人群

　　“我们没有阳光下的调查，法律没有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地位，谁来保护啊。”李广感叹，这个行业风险太高，国内保险公司甚至拒绝他们参保。连保险公司都不敢接的行业，从业者们却每天都在里面摸爬滚打。

　　一位叫顾志杰的调查员拿着家用摄像机，走到李广旁边，告诉他完成任务了。

　　顾志杰所说的“任务”是指他拍到了一男子包养二奶的证据。李广介绍，打电话单只是他们的副业，这类婚姻调查才是主业，约占到总业务的60%，这也符合广州其它小型调查事务所的业务构成比例。从电话清单到床照，他们手中的证据跨越了整个隐私光谱。

　　“别以为偷拍很简单，上次我和小顾差点就丢了命。”李广说。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晚上，下着大雨，他和顾志杰一起跟踪一个包二奶的男子。男子与情妇在歌厅里唱歌，他们就窝在大雨下的小车内等。凌晨三点的时候，对方终于兴尽而出。“他们可能喝了酒很兴奋，车开得非常快。我们也加快速度，想贴着他们的车。在经过高架桥一个岔道口时，忽然横过来另一辆车。

　　我一个急刹车，车子差点冲出高架桥。如果车冲出去，我俩就死定了。“李广心有余悸。他说到这里时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方向盘，仿佛那个深夜的急刹还在手心里震着。

　　顾志杰听到这里，憨厚而阳光地笑起来。他高约一米八十，武汉大学体育系本科毕业，看上去二十六七岁，脸上略有青春痘，不像常人以为的私家侦探，倒像个大男孩。他笑起来时，脸上仍带着从大学操场跑出来不久的青涩。

　　“我们这些调查人员，都已经练得像骆驼一样，耐饥耐渴。需要跟踪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奔马。”顾志杰说。他最像马的一次是在今年1月份，他在白云山下发现调查对象正骑着摩托车离开。当时拦不到车，情急之下他拔腿就追，“我足足跑了一公里多，幸亏在修路，我没有跟丢摩托车。”他回忆，直到看着摩托车驶进白云山附近的一个小区，才松了一口气。肺像要炸了一样，腿也软了，但他站在那里大口喘气时内心是踏实的。

　　不过最令李广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去年六月。一个东莞女人称丈夫迷上六合彩，厂里的资金都被丈夫拿出去赌了，她想查到六合彩的窝点。李广就装作买六合彩，到她丈夫经常去买码的摊点观察，并跟踪到了庄家，没想到他很快便被发现了，情急之下，李广只好躲进一个宾馆，迅速换了衣服，变换了发型。“那时，他们已经在宾馆门口守候了，我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走了出去。如果当时走不脱，一定死无全尸。”他走过那群守候的人身边时，甚至刻意放慢了脚步。

　　李广的担心没有夸大其词。前年，北京一名叫黄立荣的民间调查员被发现后，被调查对象殴打致死。“黄立荣在跟踪偷拍时被打死的消息传出来，我的心格登一下，很难受。我们没有阳光下的调查，法律没有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地位，谁来保护啊。”黄立荣的死在整个行业里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但活着的人第二天还是得继续拿起相机。

　　李广想给自己和员工买意外险，但是，国内各大保险公司均以这个行业风险太高为由，拒绝他们参保。后来，他们找到了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一开始，这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我们就查他们的文件，发现里面有一条，允许调查业人员投保。我们抓住这一点不放，他们才勉强同意了。”李广笑得有点辛酸。那份保险合同能保性命，却保不了他们每天面对的那些灰色地带。

　　谁比谁走得更远

　　从一般诈骗案到贪污腐败案，到特大金融案，私家侦探们事实上常常涉足公权力范围的刑事案件。有些人小心翼翼绕着刑事案件走，有些人却主动往里面趟。

　　“嘀嘀嘀！”和李广的交谈被他的手机声打断。

　　李广一接手机，说上几句话就无故掉线，如此接连重复几次。李广马上换上其它电话卡，发现可以正常通话，说明手机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这个电话号码。“是不是有人在监听我的手机？”李广有些惊惶地自言自语。他的惊惶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个行业里，监听与被监听都不是新闻。

　　李广称，这种防范心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为了尽可能地规避调查风险，在3月25日的那次“广州调查业座谈会”申明了几条行规：第一，坚决不接涉及刑事调查的案子，只能接民事调查，避免和公检法系统冲突；第二，坚决不接与司法人员、军警人员相关的民事调查案子；第三，坚决不在婚姻调查中拍床上镜头，因为这会严重地侵犯个人隐私，授人以柄。这三条行规被写在会议纪要上，但能遵守多久、有多少人会遵守，连在场的人都心里没底。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调查公司都能守住这个规矩。广州一调查事务所在记者保证不泄露公司名称的前提下，讲述了他们的一宗刑事案子。

　　“那是我们接的第一单刑事调查，委托人要求我们调查一个法官的贪污情况。”调查员回忆。去年上半年，广东某地方法院以极低的价格拍卖了一批被扣押的资产。原资产所有人认为，这批资产的市场价比拍卖价高出几倍，怀疑负责拍卖的法官与买主之间存在勾结。调查员发现该法官与买主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去吃饭和娱乐。于是，他买通两人经常去的几家饭店的服务员，然后叫服务员把数码录音笔带入包厢内。“我们经过几次录音，很快从他们的谈话中找到了具体的贪污线索，然后向有关政府部门作了举报。”那支录音笔在服务员的口袋里躺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交到调查员手中时，服务员吓得手都是抖的。

　　有的调查公司已经走得更远。中国侦探网作为最早进行国际化培训和国内最大的调查业网，2004年向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提供线索，并协助调查涉案金额达三亿多元的特大金融欺诈案。

　　而北京神探波洛调查公司的一位李姓调查员则在《北京晚报》上扬言，即使对公安部的通缉犯：“只要有一定的资金保证，我有六成把握抓住他们。”去年8月18日，他帮北京某知名出版社查清了一桩涉嫌一亿多元的图书诈骗案，协同警方抓获了诈骗嫌疑人。他把这句话说得像一句广告词，记者们抄了下来，法律界人士却频频摇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对这种做法持保留态度：“私家侦探和警察组织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私家侦探业主要服务于公民的私人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涉及私人权利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他们不必遵从警察所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他们不必向公众负责，而只对其自己、职业、雇主和客户负责。”教授的话说得很克制，但画出的那条分界线却清清楚楚。

　　而李广认为，这些私家侦探虽然涉足了刑事案子，但他们没有直接介入，而是向司法机关举报破案线索，所以没有和国家机器的公权力发生冲突。举报者和侦查者的界限，他反复强调，像是握住一根救命稻草。

　　价格战下的行业危机

　　收费上的恶性竞争使得利润越来越低下，广州的调查业近年来在以一季度新办五家倒闭四家的速度更替。这个速度说出来时在座的每个人都不意外。

　　“更为准确地说，我们是调查员。因为私家侦探，在目前的法律中不存在。”李广向记者强调。他强调这句话时，语气里既有职业的谨慎，也带着一丝早已习惯的无奈。

　　每一个调查员都会这样强调一下他们的称谓，但事实上在调查业内部，大家仍然喜欢以“私家侦探”相称，许多公司的名称就叫007片里的主角“邦德”，或者叫“德邦”。李广的电子邮箱名还后缀了“007”这一编号。嘴上说着“调查员”，邮箱里藏着“007”，这种分裂在这个行业里几乎无人例外。

　　李广说他热爱这个行业，也干得很卖命。“但利润越来越少。特别是2004年来，调查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几乎要把这个行业搞垮了。”在广州低端调查业有一定声望的李广，因此召开了这次“广州调查业座谈会”，寻找抑制恶性竞争的办法。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外定价。“我们的行业不能再像菜市场一样乱喊价，这样会显得很烂。”李广在会议一开始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客户来委托他们调查，往往会货比三家。“但现在问题是，有的叫得太高，高得离谱；有的又叫太低，低得只能略微赢利，这样给客户的错觉是，‘呵，原来你们价格这么乱啊’，结果是对我们的行业失去了信任。”李广说。另一方面，一旦一家调查公司接到了客户，马上会给其它公司打电话，然后出一个更低的报价。“这样两头压，前年婚姻调查还有一万以上，去年就跌到五六千元，今年甚至两三千元就有人接。这连成本都不够，根本完不成客户的实际委托，结果进一步损害了行业信誉。”不少调查公司的负责人认同了李广的看法。有人低头默默抽烟，有人把烟灰弹得太用力，溅到了桌布上。

　　广告竞赛也开始拖累一些调查公司。原来平均一个月四五千元左右的广告，现在在新公司的进逼下，上升到七千元左右。一位与会者提出：“这几个月是婚姻调查的淡季，对外定价下降，对内成本上升，广告成本足足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不知道又会倒掉几家公司。”有与会者称，广州的调查业其实在以一季度新办五家倒闭四家的速度更替。那句“新办五家倒闭四家”说出来时，所有人脸上都没有表情，大概是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这个数字。

　　“准入门槛太低了，看了几本侦探小说的人也想来做，在其它公司做了几个月也想出来自办公司。大家以为是暴利”，“为什么这么容易办公司，因为启动资金五六千元就够了”。与会者们感慨说。五六千元，在广州甚至租不了一个像样的办公室，却足以挂出一块“某某调查事务所”的牌子。

　　一位与会者道出的个例很有趣，这家名气不小的调查公司其实只有一个人，一共花了五千元钱就办起来了。为了使上门的委托人相信这是一家大侦探公司，居然租用了另外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与前台小姐，然后拉着“这张虎皮”作“大旗”。前台小姐热情地招呼来访客人，却不知道身后的这家“公司”其实只有一张借来的办公桌。

　　“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行业标准和行业形象，否则我们会自毁长城。”

　　李广说。他们甚至有了申请成立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的方式来自我调控的想法。“我们，生活得多么自卑啊”这句话像一根针。

　　但最后，这次会议什么也没有谈成。一位与会者悲观地对着记者感慨：“为什么同行之间会竞相压价，为什么大家做事都这么神神秘秘，为什么有了社会需要却没有社会地位？这个行业刚刚诞生却好像快走到末路了。我们，生活得多么自卑啊。”他说话时，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会议桌上散乱的烟盒和空茶杯之间。

　　真正的大鳄潜在水下

　　中国本土的高端调查业，早已脱离了查二奶、追债的阶段。但与低端调查业的喜好炒作相反，他们刻意保持着低调。低调到几乎不愿意被任何人注意到，这才是他们生存的策略。

　　“我要和这种说法划清界线。”坐在玻璃幕墙办公室内的资深调查员张义（化名）对此非常不屑。他的调查公司坐落在广州天河区的一幢豪华的写字楼内。窗外是广州CBD的天际线，和他同一栋楼里办公的有外资银行和跨国企业。

　　张义是被记者以激将法激出来的：“如果不是公众与媒体对调查业的一再误解，我并不想站出来说什么。大多数人以为调查业就是查二奶、追债。

　　其实，中国本土的高端调查业，早已脱离这个阶段了。“但张义在接受采访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与公司名称：”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张义承认，高端调查业的这种刻意低调，与低端调查业的喜好炒作，刚好形成反差，也因此成为了媒体与公众误解中国调查业的原因之一。他说话时手指轻轻敲着玻璃桌面，那间办公室的隔音效果比李广的会议室好太多了。

　　张义的公司不接受个人业务，只接受公司与企业的业务。“原因主要有两个，个人业务获利小，而且目前法律障碍也比较多。”法律障碍对不同段位的选手似乎呈现出不同的高度。

　　在这家公司不足20平方米的会议室内，挂满了二十面左右的玻璃框。框内是许多知名外企与该公司签署的知识产权保护授权或商标保护授权协议书，其中包括惠普、宝马、丰田、雅马哈、佳能等。为国际名牌企业打假，是这家公司的主业。玻璃框里的每一份授权书都是一张通行证，让他们和那些在灰色地带摸爬滚打的同行之间隔了一层透明的天花板。

　　有人曾做过统计，每年仅打假的费用，宝洁中国公司要花掉一千万美元，联合利华三千万人民币左右，红塔山在一千万人民币左右，保守估计，中国目前的打假市场每年产值至少在七八亿左右，国内调查业的市场前景非常诱人。这七八亿的大蛋糕，分切的手和吃蛋糕的人都不在同一个圈子里。

　　与国内调查公司向高端发展的同时，一些国外大鳄早已潜入中国本土。

　　平克顿在1992年就安营广州，1994年杀到上海，1995年进驻北京。自1999年始，宝洁公司将其在中国的打假业务全权交由平克顿独家代理。一家美国侦探公司拿到中国快消巨头的全线打假代理，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据《中国商务调查报告》一书不完全统计，除了平克顿公司外，目前已在广州安营设立代表处的知名英美侦探公司还有两家：罗思国际（英国）有限公司，主营知识产权保护；克罗尔联合公司（高乐集团），世界知名侦探公司，主营反欺诈、反窃密、反情报、反商标侵权和企业危机管理、反洗钱等多方面。他们进入的速度和姿态，低调得像一只猫在深夜踩过地毯。

　　行为法学的研究者郑刚认为，根据中国的入世承诺，入世五年后中国将全面开放服务业，包括私家侦探业在内的安保业。现在，离这个期限只有不到两年了，这些跨国调查公司正是为此而做准备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本地的从业者们有人浑然不觉，有人焦灼不已。

　　面对国际调查业大鳄的竞争，一个令郑刚感到乐观的消息是，中国本土调查业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处境将不会太久。

　　据悉，去年年中，公安部首次对私人调查业务机构展开摸底和调查，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全国10个省市同时开展。一些乐观人士认为，这次大规模调研触及了两个核心问题：私人调查机构自身的合法性和取证的合法性，也可能表明国家开始把是否对私人调查业给予“解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摸底，往往是解禁的前奏，但前奏之后是乐章还是戛然而止的休止符，在那一刻还没有人知道。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称：“私人调查机构的大量存在已是公开的秘密，将来可能出现的现象是：打假公司成为一种法律服务部门，就像律师事务所一样。”这句话被从业者们反复揣摩，像揣摩一封从天而降的信。

　　调查员在拥挤的车流中跟踪目标，手中的探听设备可以让他们听到前方几十米车里的谈话。他的耳机里传出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一份合同或一场诉讼里最关键的注脚。

　　调查业全球现状

　　中国

　　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私家侦探作为一种职业，在我国至今仍未开放。但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10月，中国已有调查类企业组织或机构（包括调查公司、咨询公司、信息公司、经纪公司、猎头公司、保安公司、危机管理公司等）近2.3万家，专业调查机构、调查业从业人员近20万人。禁令之下，20万人以各自的方式活着。

　　国际

　　在美、德等国家，私人侦探、私人保安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警察；美国的私人侦探公司在3000家以上，从业人员160多万，年营业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日本、英国各有1000多家。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外交路线、政府更迭，小到平民百姓的民事、经济纠纷，无不为私人侦探所涉猎。在那些国家，侦探是一份可以写在信用卡账单上的职业，不需要藏在“信息咨询”的掩护之下。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和法治建设的推进，私人侦探行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一方面，公众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传统依靠灰色手段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市场对专业调查服务的需求仍在增长，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商业风险防控等领域，高端调查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些有远见的调查公司开始注重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引入法律、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推动行业向正规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行业内部也在积极探索自律机制，试图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加强从业人员培训等方式，提升整体形象和社会认可度。尽管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法治环境的不断完善，私人侦探行业有望逐步走出灰色地带，在现代服务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阳光能不能照进这个行业，取决于这个行业愿不愿意自己先把窗帘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