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不可能的事。凭啥去调查这个？这是一个基于现行法律框架和司法实践的现实判断。在离婚诉讼中，法院的核心任务是处理身份关系解除、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等法律明确规定的争议事项。一方在婚姻期间的“不忠”行为，如暧昧聊天、开房记录等，虽然严重伤害感情，但其直接法律意义有限。法院不是道德审判庭，其调查取证权必须基于查明法律要件事实的需要。除非这些行为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程度，否则单纯的开房记录或聊天记录，很难被认定为对解决上述核心法律争议（如是否感情破裂、财产如何分、孩子跟谁）有不可或缺的证明作用。因此，法院缺乏启动调查程序的充分“理由”和“依据”。

当然了，事情无绝对，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法院会同意或出具调查令去查询对方的宾馆记录或者聊天记录，但是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这些特殊情况可能包括：一方有初步证据强烈怀疑对方存在“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法定过错，而相关记录是证明该过错的关键证据；或者，该记录直接涉及大额财产的不当处分（如给第三者的大量转账、共同开房消费被主张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与财产分割争议直接相关。即便如此，法官也会极其审慎，要求申请方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明确线索，并充分说明其关联性，且通常需要在对方否认而该证据又唯一或至关重要时，才可能考虑。

换言之，对于离婚案件，聊天记录或宾馆记录能证明什么？与离婚案件有直接联系么？属于有法律依据的调取证据的范围么？聊天记录可能证明情感背叛、关系暧昧；开房记录可能证明共同住宿的事实。但它们要转化为法律事实，需要进一步证明“与他人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构成法律上的“同居”），而非偶发的性关系或情感出轨。前者是法定过错，可能导致损害赔偿和财产分割的酌情照顾；后者更多是道德问题，对财产分割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其与“判决离婚”的关联性（证明感情破裂）可能有一些，但与“财产怎么分”这个更实质问题的直接关联性较弱。从证据调取的法律依据看，《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或申请调查收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聊天记录和开房记录通常涉及第三人隐私和通信秘密，属于个人敏感信息，调取门槛极高，不属于常规的“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范围，因为其“客观原因”往往就是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本身。

继续往下说，假定对方手机上有类似聊骚的记录，假定对方有跟异性开房的记录，即便这些证据真实存在，在离婚案件中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是法定的离婚情形么？是法定的影响财产分割或者赔偿的情形么？根据《民法典》，法定的离婚情形包括“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等。偶尔的“聊骚”和开房，很难被认定为“与他人同居”（需具备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特征），因此通常不构成独立的法定离婚理由，但可以作为证明“感情破裂”的辅助证据。在财产分割上，法律规定“照顾无过错方权益”。但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构成“重婚、同居”的一般出轨行为，这种“照顾”非常有限，可能只是在均等分割基础上象征性地略微倾斜（如无过错方多分1%-5%的财产），远非很多人想象的“净身出户”或“三七开”。在损害赔偿方面，只有符合“重婚、同居、家暴、虐待遗弃、有其他重大过错”情形，无过错方才能主张损害赔偿。一般的开房记录，通常不足以支持该项请求。因此，这些证据的“法律性价比”很低。

这些证据即便存在，对离婚案件的影响都很小，更何况还有个人隐私这座大山压在那，也没有调取证据的明确法律依据，法官为什么去调取？闲的么？不怕被投诉么？法官的工作是在法律框架内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他们需要考虑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调查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后续风险（如被调查方以侵犯隐私权为由投诉、上诉，甚至提起侵权诉讼）。为一组对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影响甚微的证据，去启动一项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缺乏清晰法律授权且程序繁琐的调查，对法官而言是得不偿失的，也违背了司法审慎和比例原则。因此，法官没有动力去“折腾”这种事。

其实继续分析下去，无非就是婚姻存续期间一方有违忠实义务的行为，到底是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还是道德调整的范畴，仅从实然角度考虑，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在法律范畴内对忠实义务考虑的都很少。法律对婚姻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它主要规范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和子女抚养等具有外部性、可强制执行的内容。情感忠诚更偏向于婚姻的道德内核和情感契约，法律难以、也不宜过度介入进行细颗粒度的规制。现行《民法典》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写入条文，更多是一种宣示和倡导，其对应的法律责任主要体现在极端情形（如重婚、同居）下。在大多数因一方出轨导致的离婚案件中，法律的实际干预是克制的。既然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那法官也乐得清闲，按照法律规定判判案子就行了，该吃吃该喝喝，没事别瞎折腾。这是一种略带调侃但反映实情的说法。法官依法裁判，法律对一般性出轨行为在财产分割上的影响规定模糊、力度有限，法官自然倾向于严格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处理财产和子女问题，而不会主动去深挖那些对判决结果改变不大的道德瑕疵细节。这并非法官不尽责，而是其角色和职能使然。

法院估计不会，但是中国是个讲人情世故的国家，话说全世界好像也都是，聊天记录是不知道，但是开房应该是可以查的。这句话将视角从“法院官方渠道”转向了“社会非正式渠道”。它点出了一个现实：虽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获取此类证据困难重重，但在法律体系之外，通过私人关系、特殊渠道获取信息的情况确实可能存在。这反映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之间的落差。我有个朋友以前有个客户，长的不是很帅，看起来有点粗犷，不明白为啥泡妞还挺厉害，女盆友在我认识他这一年内换了好几个，然后有次换了个新女友，说是南京的，所以他俩异地恋，这都没什么，厉害是这边刚刚交了新女友，正好赶上国庆节，本来该去找女友嗨皮的，但是有个暧昧的女性朋友叫他一起旅游，两个人开一间房那种，神奇的是他来问我是找女盆友还是去旅游，尼玛，这事问我干嘛，最后这小子借口出差跑去旅游了。结果是国庆节刚过，女友拿着他的开房记录就找上门了，说是女友警局里有关系，轻轻松松把他和哪个女的开房记录调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只要有点关系，开房记录还是好查的，毕竟要用身份证。这个生动的例子恰恰印证了上述观点。它展示了几个关键点：第一，开房记录在技术上是可查询的，因为住宿登记需实名制并联网；第二，通过私人关系（如“警局里有关系”）可能绕过正式的法律程序获取到这些信息；第三，这种获取方式属于“灰色操作”或“非正规渠道”，并非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合法调查手段。虽然它可能在私人谈判或对峙中发挥“威慑”或“摊牌”作用，但一旦进入法庭诉讼，这份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证据，其合法性会遭受严重质疑，可能因取证手段侵犯他人隐私或违反国家信息管理规定而被排除，甚至取证者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因此，“能查到”不等于“合法”，更不等于“能在法庭上有效使用”。这个案例更多是揭示了社会实践中一种潜规则的运行，而非提供了可效仿的合法途径。它提醒我们，在愤怒和急于取证时，务必警惕那些承诺能通过“特殊关系”获取敏感信息的调查机构或个人，因为这可能将你引入更大的法律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