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享乐自私主义盛行，大家都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自由第一，责任第二，所以离婚率也是比较高，外遇出轨的比较普遍，相应的很多受害一方内心就非常的不平衡。这种普遍现象的背后，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过度膨胀，传统家庭责任观念的相对弱化，以及社会环境对于情感约束的日渐宽松。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体体验的即时满足，将自我感受置于关系维系之上，当婚姻生活出现摩擦或激情褪去时，向外寻求刺激与慰藉似乎成了一种便捷的出口。然而，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却往往由家庭中的无辜者，尤其是情感上处于弱势或更依赖婚姻的一方来承担。他们的不平衡感不仅源于背叛本身，更源于一种深刻的失序感：为何遵守承诺、付出辛劳的人反受伤害，而背弃责任的人却看似逍遥？这种痛苦常常与自我价值感紧密捆绑，让人陷入愤怒、委屈与自我怀疑的漩涡。

现在离婚率也高，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这样的社会男女地位才更加平等。有些穆斯林国家不允许离婚，但是他们的妇女地位够低的了。所以离婚率高也不全是坏事，欧洲现在很多结婚率也很低，大家都是同居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离婚自由确实是社会进步和个体解放的标志，它赋予人们，特别是女性，摆脱不幸婚姻、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这打破了传统中婚姻作为女性唯一归宿的枷锁，使得男女双方在理论上都拥有了平等的解除关系的权利。高离婚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容忍度的提高和个人选择的多元化，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人对婚姻质量要求的提升，不再愿意仅仅为了维持形式而忍受实质上的痛苦。欧洲等地的低结婚率与普遍同居现象，也揭示了一种新型亲密关系模式的兴起，即更注重关系的实质内容而非法律形式，这同样体现了个人对生活方式选择的自主权扩大。

但在中国当下，还是要实际一点。文化传统、社会观念、经济牵连、子女抚养以及人际关系网络，使得中国的婚姻解体远比理论上的“自由选择”复杂和沉重。纯粹照搬西方某些观念或模式往往水土不服。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国情和法律框架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当感情破裂涉及实际利益分割时，感性的愤怒必须让位于理性的策略。对于很多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离婚不仅是一场情感上的决裂，更是一场涉及财产、名誉、未来生活的现实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证据，尤其是能够证明对方过错的证据，就成为了许多人眼中至关重要的筹码。

不少当事人就非常希望能够抓住对方外遇出轨的证据，特别是希望能捉奸在床，其中也不乏有些人通过聘请社会上的私家侦探来跟踪，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帮组，花费人力物力，一个是希望让对方没话可说，认错，二个是希望在谈判中让对方财产让步，自己能够多分割财产，在亲朋好友中颜面扫地。这种心态非常普遍，它混合了情感报复、经济诉求和面子维护等多重动机。捉奸在床，在很多人看来，是终极的、无可辩驳的“实锤”，它能瞬间击穿出轨者所有谎言和伪装，让其在道德高地上彻底崩塌。这种画面带来的冲击力，不仅是为了在离婚官司中增加胜算，更深层次地，是为了给自己长期积压的痛苦和怀疑一个确凿的、可视的交代，证明自己的感受并非空穴来风，证明对方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聘请私家侦探或发动亲友，则反映了取证的艰难和当事人孤注一掷的心态。他们希望借助专业力量或人多势众，来突破出轨者精心设置的防线，获取那些靠自己难以取得的“铁证”。这个过程往往耗资不菲，劳心劳力，甚至可能引发额外的冲突和风险。

那么就存在这个误区，只要抓住对方外遇出轨证据，就可以在离婚时多分财产，实际中是不是这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许多深受伤害的一方，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情感去搜集证据，心中抱持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拿到证据，就能在法庭上获得倾斜性判决，让对方“净身出户”或自己获得大部分财产。这种想法源于朴素的正义观——做错事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然而，法律的实际运作远比这复杂和克制。法律追求的是在普遍规则下的公平，而非个案中的情感报复。将道德过错直接、完全地等同于财产分割上的大幅倾斜，往往是一厢情愿。

这个观点其实不全部错，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观点表述的有点片面了，不够全面。准确的说法是只要抓住对方外遇出轨的有效证据，才可以在离婚时争取多分割一些财产。这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限定词：“有效证据”和“争取多分割一些”。它们就像两道闸门，过滤掉了许多当事人自以为有力的“证据”，也调整了对于结果的不切实际期待。并非任何证明不忠的材料都能被法律认可，也并非一旦被认可就必然导致财产的天平剧烈倾斜。法律有其严格的证据规则和裁量尺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外遇出轨的证据太能取得了。虽然现在手段比较多，什么聊天工具也非常多，确实也有些私家侦探做这一块，但是外遇取证还是非常太难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到底哪些证据才是法庭上的有效证据。取证的“难”，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技术上的隐蔽性，出轨方会使用各种反侦察手段；二是法律上的风险性，不当取证可能让自己从受害者变为违法者；三是最关键的，即证据转化上的有效性，许多费尽心力取得的材料，可能因形式、来源或内容问题，无法被法庭采信，沦为无效努力。下面钟涛律师为你详细解答下。

通常来说，法庭上认可的外遇婚外情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1、视频照片。这个视频和照片不是指一般的两个人出游逛街的亲密照片，必须是在床上的的视频和照片，能够清晰的反应对方的外遇出轨行为的才可以，现在有些人找一些私家侦探跟踪对方， 或者是自己跟踪对方，拍摄了一些在公共场所的对方和异性在一起的吃饭照片在法庭上实际没有什么作用的，只能作为私下谈判让对方心虚而已。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证据”，特别是能直接影响财产分割的，需要达到能证明“与他人同居”或“重婚”等严重程度，而一般的亲密举动、暧昧交往，虽然能证明关系不正当，但离法律认定的严重过错尚有距离。公共场所的牵手、拥抱、就餐照片，只能证明双方关系亲密，无法直接证明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或持续稳定的同居，证明力较弱。

而且要注意，此类的视频和照片证据不能是宾馆或者外边偷拍而来，偷拍是违法的，违法的证据法院不会采纳。如果是自己家里安装的摄像头拍摄是合法的，但是这样的概率肯定很低，毕竟带回自己家的人很少。这是证据合法性问题。通过侵入酒店房间、在他人私密场所安装窃听窃照设备等方式取得的证据，因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属于非法证据，原则上会被排除。即使内容真实，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在自己家中（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空间）安装摄像头，如果拍摄到配偶带他人回家发生不正当关系，其合法性争议相对较小，但依然需要注意安装位置是否涉及过度侵犯隐私（如浴室），且这种机会确实可遇不可求。

2、开房记录。现在酒店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入住都是要登记身份证件的。可以聘请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对方的开房记录，证明对方存在外遇出轨行为。开房记录是相对客观的证据，但它同样存在局限性：一是只能证明双方曾在同一时间入住同一酒店，无法直接证明同住一室或发生了性行为（尽管这是高度盖然性推断）；二是如果是孤立的、次数不多的开房记录，可能被解释为其他原因；三是需要形成一定频率和持续性的记录，才更有助于证明“同居”状态。申请调查令需要提供初步线索和合理理由，并非随意可以申请。

3、qq微信聊天记录。此类聊天记录也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要注意，面临对方否认不是自己在聊天，账户或者手机被盗，别人在聊天等等情况。电子数据作为证据，需要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关联性。实践中，单独的手机截图证明力较弱，最好能通过公证方式固定，或者结合其他证据形成链条。要能清晰展示聊天双方的账号身份信息、完整的对话上下文（避免断章取义）、以及包含露骨、亲密或能直接证明婚外情关系的内容。对方常见的抗辩就是否认身份，因此如果能辅以其他证据证明该账号确为其本人使用（如与账号关联的手机号、实名信息、发布的内容与其生活相关等），则更为牢固。

4、其他证据还有录音，居委会证明，证人证言，嫖娼记录等等。录音证据要注意谈话氛围是否自然，是否存在威胁、胁迫，内容是否清晰明确地承认了出轨事实。居委会证明通常用于证明“同居”状态，需要证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生活。证人证言，特别是亲友、邻居的证言，有一定作用，但证人可能因利害关系或不愿出庭而影响证明力。嫖娼记录（如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书）是证明一方有过错的强有力证据，但通常涉及的是违法行为，与长期婚外情有所不同。

以上属于法院认可的确实有效的外遇出轨证据，你只能围绕这些来调查取证。而且注意了，《婚姻法》说的“有配偶者与其它异性同居”——也就是通奸，主要是身体出轨，单纯的精神出轨不算。法律调整的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和状态。精神出轨（如柏拉图式恋爱、暧昧聊骚）虽然同样伤害感情，但因难以界定和证明，且不直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过错，在财产分割上一般不被作为主要考量因素。法律更关注的是那些破坏一夫一妻制实质的行为，如同居、重婚等。

一般来说，起诉离婚时，法院判决财产分割的总原则是按照均等夫妻双方一半的基本分割原则，在此基础之上考虑妇女儿童照顾问题、一方是否有外遇过错问题、财产如何分割更加方便的问题来综合判决。这意味着，平均分割是基准线。照顾妇女儿童权益是明确的倾斜原则。而过错因素，则是法官在平均分割基础上，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调整”的考量因素之一。这种调整通常不会是颠覆性的，比如从五五开变成八二开，而可能是在分割比例上略有体现，或者在某些具体财产（如房屋归属、损害赔偿）上向无过错方倾斜。同时，财产本身的性质（是否为共同财产）、分割的便利性（如不可分物归一方，给予另一方补偿）等也是重要考量。

所以说，如果抓住对方外遇出轨证据，确实对分割财产有利，但是也只是其中有利的一面，必须提供的外遇证据有效，才能促使法官判决对你有利，而且其他方面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让对方找不到把柄，这样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能够争取多分一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效证据是基础；自身在婚姻中无其他重大过错（如家暴、遗弃、吸毒等）是前提；共同财产的存在是标的。三者结合，才能最大化地争取利益。法官会在综合权衡所有因素后做出判决，过错只是砝码之一，而非唯一决定因素。

但是如果夫妻没有什么共同财产，也就没有啥作用了，有些人指望的通过抓住外遇出轨证据来要赔偿什么的，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现实的一点。如果夫妻共同财产本身微薄或几乎没有，那么分割比例上的倾斜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关于赔偿，《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包括：（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因此，如果能证明对方存在“与他人同居”或“重婚”等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但这个“损害赔偿”与财产分割是两回事，它更侧重于精神抚慰和对过错的惩罚，且需要单独提出请求，赔偿金额也由法院根据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并非必然获得，且数额不一定很高。指望通过一般性的出轨证据就获得巨额赔偿，是不现实的。

所以你们夫妻如果要离婚，是否值得你费力去捉奸在床，如果确实是为了出口恶气，在家人面前对婚姻有个交待，那么可以去做做，但是夫妻如果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其实意义不大。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决策应该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如果你的主要目的是情感宣泄和心理closure（了结），并且经济上能够承受相关成本和风险，那么去做，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但如果核心目标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必须冷静评估：你们有多少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你有多大把握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特别是能证明“同居”或“重婚”的）？投入的时间、金钱、情感成本与可能获得的财产倾斜或赔偿是否匹配？如果财产基数小，即使多分10%，也可能得不偿失，还平添许多痛苦和折腾。

有些家庭取得外遇证据，可以通过私下谈判逼迫对方让步或者赔偿，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另一个层面的作用。在法律途径之外，有效证据在私下谈判中是一张强大的心理牌。出于羞愧、害怕身败名裂、急于摆脱纠缠或避免对簿公堂，过错方可能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补偿等方面做出比法定标准更有利于无过错方的让步。这是许多人在实践中更常使用且可能更有效的方式。证据在这里的作用是增加谈判筹码，制造心理压力。但从纯法律强制执行角度看，如果对方最终反悔，除非达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协议，否则无过错方仅凭这些证据去要求法院判决远超一般比例的财产分割或高额赔偿，依然会面临上文所述的种种限制。因此，策略上，或许更应着眼于利用证据促成对己方有利的协议，并将协议内容通过法律途径（如离婚调解书）固定下来，这比单纯指望法院依职权大幅倾斜更为稳妥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