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配偶出轨，原配大概是愤怒、羞辱、伤心欲绝，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对配偶是爱恨交加的话，那对小三就只剩下恨了，一肚子的恨意如何发泄，一条路是“打输住院、打赢坐牢”，还有一条路将小三告上法庭，让法律制裁，此路可行吗？

  先看第一个案例：

  龚小莉因第三者黄小欢插足，导致婚姻关系破裂，龚小莉为此自残、自杀，遂以黄小欢侵害其配偶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等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黄小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人身损害抚慰金10万元。

  法院的判决说理部分如下：

  首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采取列举方式列明该法调整的民事权益，其中并未列举配偶权，与婚姻相关仅列举了婚姻自主权。

  其次，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其他重大过错的，该条款明确，配偶出轨，原配可以要求赔偿，但有2个适用条件：一是离婚时，不离婚不可主张；二是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而非小三。

  综上，法院认为向第三者追索责任，并无法律依据，驳回龚小莉的诉请。

  再看第二个案例，可以说是毁三观。

  原告田某与肖某于2012年8月登记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肖某与田某的亲姨父彭某通奸，于2015年10月产下一子名田小某。2016年11月彭某将田小某带去做亲子鉴定，证实彭某与田小某系父子关系。彭某为达到与其妻子阳某离婚的目的，将该亲子鉴定报告公之于众。

  田某以彭某给其造成巨大的精神及心理伤害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

  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法第一编、第五编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自然人的身份权包括了配偶权等几个方面的内容，配偶权具有对世性，具有法定公示力，享有配偶权的权利主体享有这种权利，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这种权利的义务。我国现行法律虽未明确规定配偶权，但是对夫妻关系的具体内容予以了规定，也即对配偶权给予了确认。

  被告彭某作为田某的姨父，不仅违反伦理道德与肖某保持多次的通奸关系，而且与肖某生育了小孩田小某，因为被告彭某隐瞒其与肖某通奸的事实，而使得原告误认为田小某是其与肖某的婚生小孩并予以抚养，恶意妨碍原告实现以配偶权利为核心的身份利益。后被告彭某为了达到与其妻子阳某协议离婚的目的，又将其与肖某私生小孩田小某的事实予以公开，致使原告精神受到打击。

  法院认为彭某违反社会公德侵害原告的其他人格权益，判决彭某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8000元。

  区区8000元显然不足以弥补原告所受的“头顶绿帽喜当爹”的屈辱和痛苦，但相比起诉无门，显然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对于原配能否直接向第三者主张权利，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裁判尺度。第一个案例严格遵循了现行法律条文，以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原配的诉请；而第二个案例则通过灵活适用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的一般规定，在事实上确认了对配偶利益的保护，为受害人提供了有限的救济。这种差异反映出，在成文法尚未明确规定配偶权的情况下，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方法，在具体案件中权衡各方利益，作出更贴近公平正义的裁判。对于原配而言，在遭遇配偶出轨后，除了收集证据、准备诉讼外，还应理性评估案件风险，了解不同法院的裁判倾向。必要时，可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诉讼策略，例如在离婚诉讼中向配偶主张损害赔偿，或者依据特定事实（如第二个案例中的欺骗性抚养）向第三者主张权利。尽管维权之路可能充满挑战，但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解决纠纷，依然是避免二次伤害、维护自身尊严和权益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