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捉奸人的故事（上海市出轨调查、上海出轨取证）

这些在地下隐秘活动的“捉奸人”，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帮助婚姻中遭受背叛的一方，在这场围城内的战役里扳回一局。

夜晚，两位调查员前往“目标”小区

撰文 | 卫张宁

蹲守、跟踪、偷拍……8年来，调查千人，捉奸数百次，见证了无数个家庭分崩离析。尽管目前尚未取得合法身份，仍然难以阻挡客户源源不断的需求。那些带着眼泪和愤怒找上门的委托人，构成了这个灰色行业最坚实的生存土壤。

这些在地下隐秘活动的“捉奸人”，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帮助婚姻中遭受背叛的一方，在这场围城内的战役里扳回一局。他们深知自己所处的位置，所以小心谨慎，在实现委托人利益的同时，保全自己，因为稍有不慎，从侵权到犯罪不过是一步之遥。

与“目标”碰面是大忌

“心情很复杂，每捉到一对，就意味着又一个家庭要散了。”调查员阿风说，调查过程中，不能跟得太近，以免引起怀疑。这种复杂不是犹豫，而是一种职业性的克制——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委托人希望他做的事，但也清楚地看到这件事的另一面。

4月9日，周六，北京。一大早，地铁站里显得有些空旷，偶尔有一两个人走下站台。阿风（化名）已经在闸机旁站了半个多小时，却迟迟没有刷卡出站，他在确定“目标”人物的位置。几小时前，他得到消息，“目标”人物可能会在附近出现。经验告诉他，周六早上的变数最大，有可能懒觉睡到中午，也有可能临时起意去郊区，每一种可能性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盯梢策略。

紧盯了一会儿手机屏幕后，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站台，赶在关门铃结束前，跳进了车厢。“好像要换地方了啊，难道是去单位加班？”他笑了笑。因为“目标”突然改变行程，他不得不立刻跟过去，连口早饭都是在路上对付的，便利店的面包还没啃完就已经进了站。

“心情很复杂，每捉到一对，就意味着又一个家庭要散了。”阿风说，在他们看来，“职业捉奸人”这个称呼，显得有些夸张，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调查取证”。毕竟，他们要做的不是当道德的审判官，而是成为真相的搬运工。

中午12点，“目标”人物从单位出来，副驾驶上坐着的正是可能与其有特殊关系的怀疑对象。阿风向记者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掏出DV，站在树后开始拍摄“目标”车辆。驶出大门后，车辆一转弯，已经消失在拐角处。整个过程不到二十秒，阿风的手指始终压在录制键上，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

阿风并不着急，他再次从兜里拿出手机，低头仔细看着屏幕。通过这部连接“后台”的手机，他可以获取“目标”人物的位置。只要“目标”一动，他就能立刻得知，这是他们最倚重的技术手段之一，也是多年磨合下来团队最默契的配合方式。

半小时后，“目标”人物开车驶进了工作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阿风跟着进了小区后，开始仔细查看小区里停放的车辆。可是，在小区里来来回回转了三四圈，看遍了所有的停车位，阿风仍然没有找到对方的车。他甚至蹲下来假装系鞋带，顺手往车底扫了一眼，确认没有藏在哪个死角。

信息显示，“目标”本人就在距离阿风不过100米左右的位置。“看来应该是在那里面。”阿风指着面前不远处的一堵院墙说，小院内有几排整齐的小房间，看起来像是单位宿舍，但大门紧闭，外人无法进入。那种看得见进不去的焦虑，比跟丢更让人窝火。

思考片刻，阿风回到小区门外继续等待。因为这一单刚接不久，距离最后的“捉”还有段时间，他并不急于跟得太近，免得引起怀疑。“这种时候不能跟得太近，如果不小心和他撞了正面，就犯了大忌。”打草惊蛇之后，前面的所有蹲守就全白费了，这个代价谁都担不起，一个照面就能毁掉几天的辛苦，还可能让整个调查不得不从头来过。

下午1点，“目标”人物重新回到单位。1小时后，车辆再次驶出单位大门，但这次副驾驶并没有人。如果换做平时，团队会派专门的车来跟，但那天车辆暂时来不了，阿风只能坐地铁直奔目的地，一路上眼睛都不敢离开手机屏幕，信号每跳一次他的神经就跟着跳一次。

这次，阿风很快就在路口找到了那辆车。他选了一个方便观察的位置，开始了新一轮的蹲守。这个位置紧挨着一排停放的电动车，从目标车辆的后视镜里几乎看不到，算是天然的掩体。

下午4点半，阿风终于又一次捕捉到了“目标”人物身影，立即拿出DV开始拍，但没过多久，他便收起机器，说“看来今天可以早收工了”。紧绷了一整天的肩膀终于松了下来。

一起走到车旁的，还有“目标”人物的妻子和女儿。接下来3人应该会一起回家，他当天也就不需要再跟，但还得随时盯着，以免被调查者到家后再有其他活动。经验告诉他，有些被调查者会在陪完家人后再出门“补刀”，十点十一点的二次出门并不罕见。

像猎人一样耐心蹲守

调查员使用隐蔽拍照软件拍照取证

“等、跟、拍、捉。”阿风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内容。等待是工作的常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而这种耐心绝非普通人所能想象。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一天十几个小时只为等一个可能不会出现的瞬间。

即使已经确定眼前的地点就是两人约会见面的地方，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调查员们总会等到亲眼看到两个人一起进入房间时，才会向“队长”汇报。等待的时间或长或短，顺利的话，一个星期就能够完成调查，如果不顺利，拖上一个多月也是常有的事。这一个月里，调查员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全天候围着目标转，朋友约饭不敢去，家里有事不敢走，整个人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暂时消失了。

调查员的工作，看似时间灵活自由，但背后常常要付出很多艰辛。一旦接单后，调查员的生活作息就要完全跟着被调查者的规律来，对方凌晨三点出门吃夜宵，你就得凌晨三点从被窝里爬起来。“等、跟、拍、捉。”阿风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内容。等待是工作的常态。在阿风看来，这项工作，70%的时间用来等，20%的时间用来跟，剩下的10%，才是真正用于捉奸的时间。调查员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漫长的等待。“就像猎人一样，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等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刻。”耐心不足的人，在这一行连试用期都熬不过去，第一个星期就会被无聊和困意劝退。

曾经有一次，一位丈夫在被捉奸过一次后，过了几个月竟然又跟小三走在了一起，这次，被调查者显然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两人为了开房，绕了大半个城市，但仍然没有甩掉阿风，最后两人选定了一个偏僻的宾馆，仅仅半小时，两人就退房离开。当时，阿风已经在两人隔壁开了一间房，准备连夜监控，没想到两人竟然如此迅速离开，但两人的画面还是被阿风捕捉到了，一张关键的正面照足以说明一切，短暂的交集恰恰是对方放松警惕、动作最自然的瞬间，也成了整个案子最关键的一帧。

晚上9点，阿风来到另一个小区，看看自己的一位工作伙伴。他的这位同事从早上7点开始就在小区楼下蹲守，但他的“目标”自从早上进屋以后，直到天黑都没有再出来。两人互相交流了当天的工作进展。两人都可以提前收工，在旁边的餐馆吃过晚饭后，他们在夜幕中踏上了回家的路。这种难得的早收工，在一年里也碰不上几次，大多数时候到家时家人已经睡了。

专门接待女性客户

遭遇妻子质问的丈夫们，通常不会承认自己出轨，更有甚者，还会挑衅式地跟妻子说：“你有证据吗？”这句话往往是压垮委托人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5年从业经历的阿风，已经算是团队里经验丰富的“老手”。相比之下，团队负责人翁语（化名）更加资深。2008年前后，在律师朋友的介绍下，翁语开始接类似的单子，后来成立了“赤色女子调查团队”，专门接待女性客户。这个团队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定了一条规矩：只接女客户的婚姻调查委托。

一开始，翁语曾对“丈夫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那时候也会觉得，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渣啊。”后来见得多了，她已经不再觉得惊讶，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转而认为“这种人渣就得好好收拾才行”。她说，入行前十年还偶尔会愤怒，现在更多的是职业性的冷静，只想着怎么把证据坐实，怎么让委托人在法律框架内拿到最大化的利益。

“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翁语说，遭遇妻子质问的丈夫们，通常不会承认自己出轨，更有甚者，还会挑衅式地跟妻子说：“你有证据吗？”还有的丈夫，出轨后直接起诉离婚，被动的妻子只能选择应诉，但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丈夫有过错。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是很多委托人最终下定决心找调查公司的最直接原因。

有的丈夫为了顺利离婚，在向法庭提交的诉状里列举了一大堆妻子的缺点，将这些作为离婚的理由，却绝口不提自己有外遇的事。“甚至连孩子考不上大学都能作为离婚理由列在里面，很可笑吧。”翁语说，如果不是被丈夫逼到一定程度，委托人也不会来找他们，很多人在找到他们之前已经被折磨得快要崩溃了，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白天还要强撑着在家人面前装作无事发生。

曾经有一个委托人，在联系翁语之前，已经自己抓到过一次丈夫出轨，因为当时丈夫直接把小三带回家，被出差回来的委托人当场撞破。在丈夫的忏悔下，委托人没有大闹，也没有报警。没过几天，丈夫矢口否认被捉奸。此时的丈夫，全然没有了上次的窘态，而是径直凑到妻子的脸前，抬眼看着她小声说，“你抓到我一次，还能抓到我第二次吗？”翁语说，显然男方已经咨询过律师，既然妻子没留有证据，为防妻子录音，死不承认被捉奸。这种从认错到反咬一口的翻转，翁语见过太多，所以她反复跟委托人强调：没有证据的捉奸，等于没有捉奸。

并不是每一个委托人都为了财产，有些委托人，只是单纯受不了丈夫盛气凌人的模样，还有些就想看看小三长什么样子，给自己心里的疑团一个交代。这些委托人里，有事业成功的外企高管，也有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毕竟，四万起步的调查费用本身就已经筛掉了一大半收入普通的家庭。

每年的3、4月份以及9月份是高峰期。翁语解释说，一方面是已经过完年，家庭内部积压已久的矛盾会在此时释放，春节期间的冷战争吵让很多人下定决心在新的一年做个了断；另一个时间段，则是因为家里的孩子可能在9月份升入大学，妻子们终于可以不再顾忌，直面家中的矛盾。

一次调查4万元起步

调查员观看地图

具体费用还需视情况而定，如果调查进展缓慢，耗时较长，委托人也会在中途追加一部分费用。比如目标突然出差或换了工作地点，跟踪半径一扩大，油费、过路费、住宿费就跟上来了。

调查团队会先核实委托人的身份，并查看对方结婚证，之后翁语会与委托人见面，了解详细情况，征求委托人意见后确定方案，再安排手下的调查员开始行动。一般情况下，一次行动的价格4万元起步，但还需视情况而定，如果调查进展缓慢，耗时较长，委托人也会在中途追加一部分费用。能掏得起这笔钱的委托人，大多不会在追加费用上太过计较，他们在意的是结果。

如果捉奸后委托人选择不离婚，可以当场要求丈夫写下保证书，内容多为如果以后再犯，就净身出户；如果双方都选择不过，双方协议离婚，那么会向丈夫提出相应的条件，分割相应的财产，达到委托人的要求第二天就办离婚。翁语说，保证书这种东西，虽然法律效力有限，但在那个当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合同还管用，因为那是人在心理防线最低的时候给出的承诺。

在当时的情形下，被捉奸的丈夫通常为了息事宁人，或者怕事情被公之于众，都会尽量满足妻子提出的要求。证据摆在那里，再硬的嘴也硬不过视频。

“就是要趁热打铁。”翁语说，捉奸都会通过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留作证据。但过后如客户无特殊要求，视频全部都会交给委托人，调查人员都不得保存，但八成客户要求翁语留存证据以防丢失。这些视频存放在加密硬盘里，藏在委托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被调出来。

3年前，一位名叫小馨（化名）的委托人找到翁语。当初结婚时，小馨的父母就对女婿不太满意，为此父女关系一度很紧张。找到翁语时，两人已经分居，小馨带着孩子居住在娘家，她的丈夫刚刚升任银行的副行长不久。升职之后的丈夫底气明显足了，态度也从之前的遮掩变成了无所谓。

“以后跟他过还是不过？不过的话你想要孩子吗？你觉得多少钱合适？”了解完基本情况后，翁语直接问小馨。对于每一个委托人来说，这是必须要想清楚的问题。委托人必须充分了解捉奸的后果，并做好决定，这是开始行动的前提。翁语从不替委托人做决定，她说自己是刀，但刀把得握在委托人自己手里。

捉奸当晚，面对一大群人，丈夫起先表示希望继续过下去，但听到需要写下保证书时，丈夫又陷入沉默。片刻后说，“那就不过了吧”。最终，丈夫承诺给小馨150万，但无法一次性付清。丈夫当场又叫来了自己的父亲协商，公公尴尬地解释说，对于儿子这样的行为不知情。翁语回忆说，公公那个表情，比儿子更像被捉奸的人。

“叔，别说了，您儿子带着她上你们家去过好多回了。”在过去数天，团队成员早已发现，小馨丈夫多次带着小三去自己父亲家，“进门、换鞋的一系列动作，非常熟练，就跟在自己家里似的”。这句话一出来，公公的脸当场就白了。

最终，丈夫交出60万元现金，公公带来40万现金，双方商定好，剩下的50万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分期付给小馨。当晚筹钱的过程有多狼狈，翁语没有细说，但她说那天凌晨三点，公公还在银行ATM机前取款。

委托人必须在现场

无论在哪里捉奸，委托人在现场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很有可能帮不到委托人，还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是翁语团队用无数次教训换来的铁律，从不动摇。

从业的8年间，翁语的团队成功捉住了数百对出轨男女，“平均每年六七十对吧。”在她的电脑里，存储了上百份捉奸视频。通常在调查结束后，团队会把视频交给委托人，然后再保留一份备份在翁语这里。翁语解释说，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些人被捉奸后损坏视频或委托人如果不小心把证据弄丢，还可以在他们这里找回。有些委托人情绪失控后会当场摔东西，手机和U盘是最常遭殃的。

据翁语团队成员介绍，团队从未遇到过“失手”的情况，这样百发百中的结果，与调查员们旷日持久的艰辛等待有关，也需要借助一些技术手段来实现，还需要团队成员具备很强的应变能力。所谓的“百发百中”，其实是在大量枯燥的蹲守和无数次跟丢之后，靠耐心和经验一点点磨出来的。

曾经有一次，为了确定“小三”的长相，阿风甚至扮作花店送花员，上门给对方送了一大束花。确定两人待在一起后，调查员会及时将情况上报，这时翁语再负责和委托人沟通，确定是否需要立即行动。那束花里藏着一台针孔摄像机，但翁语强调，他们只在公共区域拍摄，不会进入私人空间。

捉奸通常在凌晨，大多数人已经熟睡后进行。前往现场时，除了委托人外，团队一般会安排三四名成员陪同，除了负责拍照摄像外，这些成员还担负着“控制现场”的作用。翁语解释说，有时候或是因为委托人平时就被丈夫欺负，或是其他原因，往往需要他们帮忙才能够控制住场面。这种控制不是动手，而是用人数和气势让对方冷静下来。

无论是在家中、在酒店，还是在车内，捉奸时，委托人在现场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调查员们很清楚，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最终获取的证据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委托人，否则，不但证据可能无法使用，甚至还会给调查员自己带来麻烦，“如果委托人不在现场，对方完全可以说我们是私闯民宅，威逼恐吓等”。法律上，委托人作为配偶在现场，整个行为的性质就从“第三方侵入”变成了“配偶维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号称“黑白两道”通吃

调查员也会遇到麻烦。比如有的委托人会反悔，调查员因此会受到其丈夫也就是被调查人的言语威胁。前一天还跟你同仇敌忾的委托人，第二天就可能因为对方认错求饶而倒戈，把调查员说成是敲诈勒索的帮凶。

翁语说，他们也曾遇到过惊险的时候，但大部分情况下，危险只会来自于委托人。委托人的情绪波动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比被调查者更危险，因为你对他们是敞开的、不设防的。

翁语现在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捉奸完成后，又接到了委托人的电话，说想和她聊聊。翁语没有多想，应约去了咖啡厅。结果刚一走进大厅，她就看到委托人正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当时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委托人的反悔并没有让翁语感到害怕，她仍然径直走了上去，在这对夫妇面前坐下。她知道，这种时候退缩就输了。

“怎么，你们这是又过上了，走老路是吧？”翁语招呼了一句。尽管妻子显得略微有些尴尬，但显然两人已经达成和解。不出翁语所料，丈夫立刻开始不客气地冷嘲热讽，指责翁语破坏他们夫妻感情，甚至出言威胁，扬言要找人来“教训”翁语一番。翁语听着这些威胁，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疲惫。

这些话并没有吓到翁语，“怎么，你要打我是吗？来啊，你试试？”翁语一边说着，一边轻笑着把半边脸凑到对方面前。对方显然没有预料到翁语会有这样的举动，这场会面最终不了了之。翁语后来跟团队的人复盘这次见面时说，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你根本不怕他，他们的底气全在别人的恐惧上。

“干我们这行的，当然黑白两道都要有点朋友。”翁语笑了笑。她并不担心这种来自被调查者的所谓威胁。听到对方扬言要叫来一帮兄弟后，翁语脸上的笑意更浓，她说她懒得告诉对方，他嘴上提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她都认识。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语气不像在吹嘘，更像在陈述一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生存法则。

难以获得合法身份

律师表示，目前“私人侦探”或“调查公司”在我国是不被法律认可的，在从事该类业务时，会或多或少地侵犯到被调查人的隐私，属于侵权行为。这是悬在整个行业头顶上的一把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1993年，公安部就发布通知，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则通知从未被废止，也从未被升级为法律，就这样悬在半空。

2002年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新增的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等安全服务，但仍未允许颁发营业执照。这一松一紧之间，反映的是监管部门对这个行业的矛盾态度：既不鼓励，也无力根除。

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注册商标与取得营业执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注册成商标，但目前，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私家侦探公司能申请到工商部门批复的营业执照。商标是你叫什么，执照是你能干什么，后者才是真正的入场券。

目前网上能查到的很多公司，虽然号称是从事调查业务的正规公司，但事实上，按照注册信息来看，他们被允许的营业范围，多为企业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业务，并不包括进行侦探调查。这些公司像是套了一层合法的外壳，在壳内做着壳不允许的事。

为了省去这一层麻烦，翁语并没有去注册公司，始终只以团队的名义存在。翁语常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人解决一些道德和法律无法解决的纠纷。”在完成调查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调查员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打擦边球”的方法，因此都必须非常小心，在夹缝里维系着这个团队的生死。这种夹缝生存的状态，翁语形容为“走钢丝”，而且钢丝下面没有安全网。

北京浩勤律师事务所胡瑞律师表示，目前“私人侦探”或“调查公司”在我国是不被法律认可的，在从事该类业务时，会或多或少地侵犯到被调查人的隐私，属于侵权行为。对于使用这种方法取得的外遇甚至“捉奸在床”的证据，很有可能因证据取得方式不合法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意味着，委托人花了几万块钱拿到的视频，在法庭上可能根本不值一看。

胡瑞说，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经常会为证明对方存在出轨、外遇等情况付出过多的举证成本，实际上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已经取消了“照顾无过错方”的制度，只有在过错程度达到重婚、与他人同居的，才能要求合理的损害赔偿。他提醒当事人，与其花大钱去取证，不如花精力在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上。

胡瑞表示，因“私人侦探”类工作将不可避免地获取公民个人隐私，若想此类工作合法化，需制定严苛的准入门槛及严格的监管制度，保证个人隐私不会被非法使用或泄露。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优银认为，证据合法性需要区别对待。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获取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标准。如果私自进入被调查人私密场所安装偷拍、偷录设备获取到的证据就是违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如果通过跟踪的方式在公众场合偷拍到被调查人的证据，该证据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应该是合法的。另外，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使用间谍器材、暴力取证造成他人伤亡、敲诈相关人员等行为，则可能构成其他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他特别强调，公众场合和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是判断证据合法性的第一道门槛。

王优银律师认为，目前，民间调查机构的市场需求量巨大，与其在法律监管之外野蛮增长，不如尽快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民间调查机构的行业准入、职业范围、职业资格、工作程序等加以规范，使其能合法、健康、良性地发展。

尽管私家侦探行业在法律上仍处于灰色地带，但其市场需求却持续存在。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家庭关系的复杂化，婚姻忠诚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许多受害方在情感背叛后，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还面临着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寻求外部帮助来获取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和行业监管，这一行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如何平衡个人隐私保护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如何规范行业行为并保障从业人员的权益，将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在正式的法律框架建立之前，这个行业或许还将继续在灰色地带徘徊，既被需要，又被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