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小三调查，广州市私家侦探出轨外遇婚外情取证：11人盯梢“接力”

3月2日，陕西西安。古城大雪消融，新绿萌发。枝头的残雪滴落成水，汇入浅浅的水洼。路边的法桐枝头刚冒出嫩芽，嫩芽上还挂着一两滴晶莹的雪水，空气里还带着雪后特有的清冽。

　　在西安，“栽”在中国首家无偿女子侦探所掌门人——张玉芬手上的“二奶”数以百计，当地人叫她“二奶杀手”。张玉芬并非孤单英雄，她的背后是一个群落，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别人叫她们“女子侦探所”。她们大多数头发已经花白，但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一股不服老的劲，那股劲头能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带着儿子，她搬回了8年前的旧居。这是一个终日见不到阳光的房间，角落里堆着几箱方便面和旧报纸。在这里，母子俩平静地生活着。在这里，《法制周报》记者与玉女神探展开交谈，从而独家探访到西安神探张玉芬的一些独门绝技。那间屋子即使在正午也要点灯，墙皮斑驳得能看见砖缝，墙角还支着一根木棍顶着天花板，但张玉芬坐在里面说自己的故事时，脸上有光。

　　“豪华装备”傻瓜机

　　走进她的房间，记者看到桌案上摆放着各式侦探器材。但是，这些器材很简单，有些甚至是用胶布缠过的旧货。据悉，配齐一套专业私家侦探的“行头”至少10万元。而张玉芬只有一部价值130元的傻瓜相机，录音用的则是地摊上随处可见的“随身听”。那一百多块的相机外壳上贴了两层透明胶，快门按下去的声音喀嚓喀嚓的，在安静的巷子里听着格外响，有时会惊飞墙头打盹的麻雀。10年间，为了工作，她用坏了3部照相机、2部望远镜和4部录音机。为了“女子侦探所”调查取证，她负债8万多元。2003年，她正式办了下岗手续，目前没有工资收入。那八万多的债，到了月底要拆东墙补西墙的时候，她也焦虑得整晚睡不着，枕头边摊着那些催款的纸条，翻来覆去地看。

　　在这间阴暗的房间内，摆放着各式假发，有几顶都已经起了毛球，张玉芬偷拍偷录前，要花功夫化装。她身边随时带着一个布袋子，布袋有孔，方便录音，那孔边磨得发白。她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去取证，因为设备简陋，离对象近才能拍录成功。有时候为了靠得更近一点，她得假装在路边系鞋带，蹲下去的时候相机就从布袋的小孔里露出来，像个贼溜溜的眼睛。

　　独门绝活“倒跟法”

　　张玉芬的独门绝活是“倒跟法”。此方法，一般侦查人员很少运用，因为太耗时间和耐心。这种方法，就是当目标锁定后，第一天，她偷偷在对方上班必经路上守侯，一边晨练一边盯梢，然后面对面从对方上班的大门前晃悠着走过。她晨练的动作故意慢半拍，甩甩胳膊扭扭腰，嘴里还偶尔哼着不成调的老歌，看上去和任何一个退休在家的老阿姨没有区别。

　　第二天，她又从原处，往对方来的方向继续前进300米，然后找个地方隐藏起来，比如躲在报亭后面或者树丛里。

　　第三天，她再往前推进300米……就这样，每天推进300米，直到她沿着对方上下班的路，找到对方与“二奶”姘居的窝点。有时候推进到第几天，对方会忽然改变路线，她就得从头再来。

　　每天和对手不间断地碰面，但是每天只向相反方向推进300米。这样给对方的错觉是：她是其单位上的人或是单位上人的某亲属，因而很容易让对方放松警惕，这样即使以后再碰面也不会多心。对方甚至会冲她点个头，她也就大大方方地回一个笑脸，顺手捋一捋头发，显得更加自然。

　　但是这样的调查，耗时惊人，少则半月多达半年。半个月下来的运动鞋鞋底磨平了，脚底全是水泡，她说那是她交的“学费”。有时候水泡破了，袜子粘在脚底，晚上脱袜子时疼得直咧嘴。

　　11人盯梢“接力”

　　遇到大行动，女子侦探所会“总动员”。2003年5月中旬，尽管非典肆虐，大街上行人稀疏，张玉芬仍接手跟踪一名男子。该男子是一私企司机，每天下班后，要开车经过潘家村，然后进玉祥门，最后到朱雀路某小区下车。在长达数公里的沿途某处，他会捎上情妇。

　　按委托方要求，张玉芬需弄清情妇的确切住址。为了降低跟踪成本，张玉芬和她的姐妹分别守在5个十字路口，有的人站在路边的树荫下，有的人假装在等公交车。她们用一种“接力式”的跟踪方法来完成对“目标”的全程监视：第一个人发现“目标”后，骑车跟踪一段路程，之后，由于行驶速度相差悬殊，“目标”很快脱离跟踪，此时，第一路放弃跟踪，并通知下一人堵截跟踪……每一个人交接的时候只打一个简短的手势，比如轻轻抬下巴或者捏一下耳朵，全程没有人出声。

　　就是靠着这种“人海战”，她们摸清了那个情妇是一家超市的营业员，连她几点换班都摸得一清二楚。张玉芬说，她们最多一次竟出动了11人。十一个人散在一条几公里的线路上，靠手机和对讲机串成一张看不见的网，那对讲机有时候沙沙响，得捂在耳朵上才能听清。

　　跟踪路上少喝水

　　张玉芬曾以保险调查员的身份从医院搞到一名检察官为情妇签下的手术单，她还通过某房产公司工作人员弄出情妇情夫以夫妻名义购房的按揭合同。“但这种机会太少了，我也就成功过这么两次。”张玉芬说，说完还叹了口气。那两次成功拿到的材料，她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心里又苦又涩，替原配不值。

　　2003年冬天，西安近年来最冷的冬天，她和她的姐妹们跟踪途中上的小巴上没座位，只有一个小垫子。她们就都跪在上头，膝盖硌得生疼，时刻注意着前方。“走到半路，把我们饿得啊，要水没水，还不敢喝水，怕找不着厕所，就那么扛。扛下来以后，鼻子烂了，嘴上也起了泡，嘴唇干裂出血丝。买的盒饭来不及吃只好带上。到对方跟前的时候，他们在那潇洒，咱们在边上吃饭。谁知道，到了地方以后，我们的饭盒都冻到一块儿去了，硬梆梆的，在那车上‘咚咚’摔，硬是摔不开，于是我就把盒饭往那儿一扔，也就没吃”。那盒冻成冰坨的米饭扔在车厢地上的声音，她到现在都还记得，记得那“咚”的一声闷响。

　　“甩掉盯梢”钻小巷

　　张玉芬说，她从内心痛恨“二奶”，只要抓住“二奶”，再大的苦她都能受。一旦抓住“二奶”，她就觉着开心，那种开心是从心底往外冒的。她认为，至少对受害妇女而言，她是有用的。休息几天，她再继续接另一个案子，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张玉芬说干这一行不但辛苦，而且要冒风险。她和同伴就曾经在跟踪目标时被别人反跟踪。“有一次人家跟踪我们，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们就往火车站跑，往西郊，往东郊，往南郊瞎胡乱跑，一会儿中巴，一会儿打的，一会儿公交车，一会儿坐‘摩的’，那阵儿还有‘摩的’，乱窜啊，窜那小巷子，他坐汽车跟不上我们。”那些小巷子窄得连后视镜都快蹭到墙了。

　　这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神勇得跟电影里一样，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跟踪与反跟踪，内心既紧张又兴奋。张玉芬笑着说：“哎呀，太开心了。但是也紧张，那些人要打我一顿不是白挨?我们开心得很!还很刺激!回来以后，几个老姐妹坐在房间，抱着大笑。哎呀!虽然今天咱也紧张，可也把他们涮了一把。”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回荡，连墙皮上好像都震下了一点灰。那一刻她们脸上皱纹里藏着的疲惫都暂时消失了。

　　对话

　　女子神探

　　她为什么要办侦探所?她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带着疑问,记者与她进行了一番对话。

　　记者：张玉芬是化名?

　　张玉芬：是的，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干我们这行不能露真容。

　　记者：媒体称您“女侦探”，“女福尔摩斯”、“二奶杀手”，你怎么看待这些?

　　张玉芬：三个字——不敢当。“二奶杀手”很俗气但有震慑力。其实叫什么都只是符号，我不在乎那些名头。

　　记者：过两天就是妇女节，请你谈谈对女性、家庭和婚姻的看法?

　　张玉芬：我接触的受害姐妹大多遭遇了丈夫的“感情出轨”。她们通常都是束手无策，眼泪都哭干了。男人要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夫妻是要风雨同舟的人，一定要珍惜!这句话她说得很重，像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说给天下所有夫妻听。

　　记者：女子侦探所现在的情况怎样?

　　张玉芬：去年2月17号，我们的“火凤凰”(侦探所)注销，但是我的业务一直没有停止。注销了那个名头，人还在跑那条路，一天也没歇过。

　　记者：你为什么想要成立女子侦探所?

　　张玉芬：因为“二奶”，我一个姐妹母女俩双双自杀，那件事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里。这事迫使我开始自我救赎。我在2003年注册了“火凤凰”,想帮人收集“包二奶”的证据，在判决中保护“无过错方”，这是我创办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的初衷。

　　记者：当时女子侦探所的成员有多少?

　　张玉芬：侦探所都是志愿者，最多时达几十人，成员是经历过婚外情痛苦的女子。她们自己就是从苦水里趟过来的，所以帮别人的时候格外拼命，像护着自己的伤口一样。

　　记者：你们活动经费怎么解决?

　　张玉芬：帮助别人是免费的，最多人家给些交通费，有时连交通费都倒贴。钱从何处收?大部分遭遇丈夫婚外情的妇女都困难。每听到她们比我还可怜的遭遇，我哪还能提钱?说完她摆了一下手，像是要把这个念头从空气里挥掉，那手势又急又决绝。

　　记者：你有什么优势啊?

　　张玉芬：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年妇女容易隐蔽，不容易引起别人怀疑，谁会盯着一个买菜遛弯的老太太呢?

　　记者;这个“侦探所”为什么会注销?

　　张玉芬：我和姐妹经常拿自己的生活费来接济求助者，有时自己连馒头都舍不得买。公司没有钱进账，每月月初，我必须跑遍国税所、地税所去申报无收入，请求减免税，所以我干脆注销了。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的所谓的侦探所，我们很简单也很艰难，艰难得像这间不见阳光的房子。

　　记者：听说你申请了低保?

　　张玉芬：是的，就这几天就会办下来，每个月130块钱。一百三十块，她说出口的时候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手指却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

　　记者：今后有什么打算?

　　张玉芬：我想出一本书《火凤凰在行动》，最紧迫的是想成立一个受害妇女救助站，还想搞个老人福利院，完成转型。我呼吁立法惩治“包二奶”。那一天起我们将不再做“情感侦探”!我还要建立一个婚姻诊所，给爱情、婚姻把脉，造福有情人!说这些的时候，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是那间屋子忽然有了光。

　　神探呼吁

　　立法惩治“包二奶”

　　对“二奶”现象深恶痛绝的张玉芬，郑重其事地向记者谈起她对于立法惩治“包二奶”一些粗浅想法。概括起来为以下几条(不代表本报观点)：

　　1、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

　　2、为第三者提供帮助的也应负连带责任，比如提供住所或者资金的。

　　3、对因婚外情而出现受害者伤亡，应追究“第三者”、以及过错方的刑事责任。

　　4、和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同居时间比较长的，应视为重婚罪，比如超过半年。

　　5、没有经济能力的第三者名下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的，应属于合法夫妻的共同财产。

　　6、把是否有婚外恋作为选拔干部、考核干部(企事业单位、公务员)的一项标准，一票否决。

　　7、应把正常的夫妻感情破裂和第三者插足导致家庭破裂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8、过错方长期包养“二奶(二爷)”且称无钱赔偿配偶的，法院应该帮助强行索赔，查封其资产。

　　9、隐私权应当明确化，违法行为不在隐私权保护范围内。每一条她都掰着手指头数出来，没有半点犹豫，像是已经在脑子里打磨了无数遍，指节都掰得咯吱响。

　　张玉芬和她的伙伴们虽然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但她们的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她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个别受害女性，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家庭的价值。在她们看来，每一个家庭的稳定都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而“包二奶”现象恰恰是对这种稳定的严重破坏。因此，她们的行动虽小，却承载着巨大的社会意义。有时候一场跟踪跑下来腿肿了，她们就在那间没阳光的屋子里互相给对方贴膏药，边贴边讨论下一个案子怎么跟，膏药的气味和热茶水汽混在一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护。张玉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呼吁，能够引起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她相信，只有法律和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遏制“包二奶”现象，保护无数家庭的幸福和安宁。每一次呼吁，她都像在喊给远方听。

　　在这个过程中，张玉芬和她的姐妹们不仅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更给予了受害女性情感上的支持。她们倾听她们的痛苦，分享她们的故事，让她们感受到不再孤单。这种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往往比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许多受害女性在她们的鼓励下，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方向。那些半夜打来的电话，那些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的陌生女人，张玉芬一个都没有挂过，每一次都耐心听到对方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