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私家侦探】上海市正规私家侦探公司：记者采访私家侦探

在中国，私人侦探的发展充满曲折，一路走得磕磕绊绊。1992年，上海成立了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第二年公安部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私人侦探所，这个机构从此被取消，刚冒头就被按了下去，前后不过一年光景。

　　1993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关于商标注册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有“侦探公司”这一项。2002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注册区分表”，第一次将“侦探公司”、“私人保镖”列入其中，允许注册“侦探公司”商标，算是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让人看到了一丝松动的迹象。

　　一般来说，调查公司主要业务有婚姻调查、商务调查、寻人找址等，每笔业务的资费都在万元以上，商业调查的收费更高，动辄数万起步，不是一笔小数目。

　　业内人士介绍，调查公司收费高，主要是因为调查取证的一个周期基本上就需要一个星期左右，还要提前制定调查计划，每一步都得精打细算，同时，调查公司需从电信、移动、联通、银行等单位内部的“内线”中购买信息为调查服务，这些渠道的花费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价格还在逐年上涨。

　　妻子调查只为查“小三”底细

　　委托人身份：张晴 全职家庭主妇 40岁

　　目标人身份：胡建 某企业经理 46岁

　　张晴与胡建结婚21年，据张晴称，胡建对她十分体贴，夫妻感情十分恩爱，但张晴知道丈夫外面零星有些“情况”，心里早就有了察觉，她不愿离婚，只想知道“小三”的身份，心里好有个底，于是委托武汉德恒调查公司进行调查。

　　24日当天，胡建下班较早，下午4:00就回了趟家，在家跟张晴打电话称晚上要跟朋友去青山打牌，晚上9点就回家。随后他开车出门，到一家面包房买了糕点，放置物品时侦探们看到车子后座放了一个带包装的名牌挎包，推测该挎包为礼物，而且是送给年轻女性的款式，款式很新潮。

　　下午4:45，车子开到徐东，胡建下车。1小时后，他与一名提了很多购物袋的年轻女子一起上车，随后，两人直奔武昌某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6:30，晚餐开始。在餐厅内，侦探们断断续续拍摄到共50分钟左右的视频，里面有两人搂抱、相互擦嘴，以及胡建帮女子整理头发的镜头，亲密程度显然超出了普通朋友，一看就不是一般关系。

　　8:20，两人从餐厅出来取车，在车库内停留了半个小时，似乎有些争执，女子还赌气背过身去，之后，车子启动，过二桥到达汉口，二人直奔某酒店，胡建到大厅开房，女子随后乘另一电梯径直上楼。侦探们拍摄了二人进房时与出房时的照片，取证成功，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一帧都没有落下。

　　最终，侦探们调查出该女子为一名KTV伴唱女，张晴认为此女不会对婚姻产生威胁，没有对丈夫采取过激行动，选择了隐忍，把这件事默默吞了下去。

　　侦探们为了得到信息、取证成功，往往会采取偷拍、偷录、跟踪等方式，还会为各大单位的“内线”支付费用，以获得第一手材料，同时，为了调查需要，还会冒充国家公务人员，伪造冒用他人证件、私闯民宅、违反《道路交通法》开车，这些手段几乎成了行业里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

　　律师表示，调查公司取证有“打擦边球”之嫌，虽然国家工商总局在2002年新增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和寻人调查等“安全服务”，但在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管，甚至很大部分调查公司根本就未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处于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成了一个三不管的盲区。

　　钱谦良称，在公共场所采用偷拍、偷录、跟踪等方式取证的行为不好界定，其在取证的形式上一般是不违法的，但在他人私密空间中擅自取证，就有侵犯别人隐私之嫌，这个界限很模糊。而采用冒充国家公务人员，伪造证件等非法手段调查取证，其本身已经涉嫌犯罪，其取得的证据在诉讼程序中也将被依法排除，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等于白费功夫还惹一身骚。

　　另外，在各行各业给调查公司提供信息的“隐形员工”，毫无疑问已经泄露他人的个人信息，若造成严重后果，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一旦东窗事发，这些人也难逃干系，迟早要被牵连出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偷拍和跟踪设备越来越先进和隐蔽，针孔摄像头、GPS定位器、远程监听设备等被广泛应用于私人调查行业。这些设备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获取大量信息，进一步加剧了取证过程中的法律与道德风险，技术越厉害，隐患也越大。尽管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委托人获取想要的真相，但其操作过程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明显违法，一不留神就踩过界了。

　　调查行业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信任机制的缺失。当人们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取信息或证据时，便会转向这类灰色渠道，把它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尤其在婚姻关系中，一方出现出轨行为，另一方在情感受伤的同时，更渴望掌握实情，甚至希望藉此在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权问题上占据主动。这种需求推动了调查市场的持续存在，甚至在某些时期呈现扩张态势，越禁反而越旺盛。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不仅面临法律风险，还可能对调查对象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干扰。一些极端案例中，被调查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监视之下，其个人生活、社交关系甚至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整个人都被笼罩在无形的阴影里。这种行为一旦越界，便可能构成对他人人身权利的直接侵害，后果远不止是民事纠纷那么简单。

　　从社会伦理角度看，私人调查行业的存在也引发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调查公司可以帮助个体在弱势情况下获取关键证据，维护自身权益；反对者则指出，该行业缺乏有效监管，操作手段往往违法悖德，容易衍生更多社会问题。尤其在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调查行业的很多常规做法已与现行法律产生直接冲突，越来越难以为继。

　　未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执行力的加强，私人调查行业的生存空间或将受到进一步压缩，头上的紧箍咒会越来越紧。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满足公众对特定信息的需求，同时保障公民个人信息不受非法侵犯，将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此外，推动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和纠纷解决机制，或许能从根源上减少人们对私人调查业务的依赖，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现阶段，公众在委托此类调查前，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和道德争议，谨慎权衡后再作决定，不能脑子一热就拍板。同时，建议尽量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避免因一时冲动而卷入更复杂的法律问题中。如果确实需要借助专业机构获取证据，也应选择正规注册、操作相对规范的企业，并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取证手段的合法性，以降低潜在风险，把丑话说在前头总比事后扯皮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