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私人侦探小三调查，上海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私家侦探”是怎样的存在

柯南道尔小说里福尔摩斯“私家侦探”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他头戴猎帽、肩披风衣、口衔烟斗，集智慧与神秘于一身。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群人扮演着“私家侦探”的角色；主营业务是：婚外情调查、高效找人、商务调查、维权打假、解决经济纠纷等。他们效仿着银幕上的传奇，却没有小说里那份游刃有余的从容。

No.1

披着羊皮的“私家侦探”

据保守估计中国现有“私家侦探”公司3700家，从业人员高达2万余人，主要分布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机构的名字目录上，看不到“侦探”二字，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调查”“咨询”“服务”字样。

“私家侦探”公司的注册披着“商业调查与信息咨询”的外衣，从业人员鱼龙混杂，入行门槛低；“危险系数”与“取证难度”影响着收费的高低；随身携带多种“精良”装备，如高倍率望远镜，带wifi功能的长焦摄像机，小型运动相机等；主要手法为“等、跟、拍、捉”；多通过互联网推广、小广告获取流量与客户。

No.2

游走在灰色空间的“私家侦探”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商业竞争加剧，为“私家侦探”带来了新的空间。不少“私家侦探”逐渐涉足市场分析、企业调查、商业情报、商账追收等领域，有市场需求之处，便有他们的脚步。

“私家侦探”还秘密插手私生活领域的纠纷。因“私家侦探”具有广大市民不具备的证据收集意识和能力，使其在民间有一定的“生存土壤”。这也解释了为何禁令屡屡重提，他们却始终能在夹缝中维持一席之地。

我国现有法律对“私家侦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十多年来，“私家侦探”一直游走在法律的灰色边缘，打“擦边球”是其“生存”的黑“技能”。

No.3

不择手段的“私家侦探”

委托“私家侦探”调查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多的还要属“婚外情调查”。在涉及隐私的调查中，因缺乏相关法律的规制， “私家侦探”在调查方法、调查内容等多方面都面临着诸多现实危险与法律风险。

“私家侦探”常用的调查手段，非灰即黑。一是信号追踪，利用一些高科技设备，捕捉、监测手机信号，或在车内安置跟踪器等设备;二是窃取通话记录，借助手机卡解码器等装置，更改手机卡密码，再调取通话记录;三是监听，通过鸟鸣器等简单装置，窃听通话内容;四是安装针孔摄像头等设备跟踪密拍，在对方毫无察觉时将私密瞬间固定为证据;五是参与买卖个人信息资料。

上述行为均可造成公民隐私的泄漏，随意传播则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与民众的恐慌。更有甚者，涉刑入罪。本是为委托人获取真相的行为，一旦越过了合法取证的界限，委托人和被委托人都可能被拖入刑事追究的轨道。

No.4

“私家侦探”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互联网开放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泄漏已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据《2018中国网民个人隐私状况调查报告》统计，经常担心自己信息在网上泄露的网民比例占将近四成，完全不担心的网民比例不到10%。

2019年8月，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无锡首例“私家侦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被告人在无锡市区成立了一家市场调查工作室，可以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全程跟踪或跟拍，并以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将对方的行踪轨迹等信息提供给委托人。被警方抓获时，被告人正在跟踪一辆汽车的行踪轨迹，其采用在车辆底盘上安装定位器的方式，并通过与手机的实时连接，锁定目标位置。被告人最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法院定罪判刑。

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这些信息，在“私家侦探”的调查服务中尚属于需要被收集的基础信息；在本案中，行踪轨迹亦属于此。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从提供信息的数量角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2、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3、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以上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私家侦探”的存在，无疑是公民个人信息泄漏的“源头”之一。

“私家侦探”在中国一直备受争议。

委托人花费钱财委托“私家侦探”收集的“证据”，在法律上证明力“存疑”；其提供的“证据、材料”等可能存在片面或伪造的风险，同时证据的“合法性”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如此一来，不仅委托人的目的会落空，更可能会错过“合法”取证的良机。

理性认知“私家侦探”的性质，通过合法途径固定证据，是委托人的基本法律功课之一。在踏进调查公司门槛之前，至少应当清楚：不被法庭认可的证据，再多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