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宁波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私人侦探还要在“地下”猫多久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私人侦探？中国私人侦探业将向何处去？私人侦探的兴起对于我们这个处于快速转轨中的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环球》杂志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何家弘教授。

《环球》杂志：谈到私人侦探，很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侦探小说大师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目前，中国的私人侦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何家弘：中国的私人侦探的形象目前是十分尴尬的，它没有合法身份，还处于半地下状态。因为公安部早在1993年就发通知，“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据估计，目前全国这种侦探所约有2万多家（这只是个估计，因为关于私人侦探所的判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虽然这些机构实际的业务范围往往都属于私人侦探的性质，如婚姻家庭纠纷、经济债务纠纷、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纠纷等类案件中的调查取证等，但一般都打着“咨询服务”和“社会调查”的招牌，没有一个真正叫私人侦探所的。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恰恰反映出行业在政策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困境。从社会认知来看，公众对私人侦探的看法也颇为复杂，有的人视其为维权助手，也有人将其与窥探隐私、游走法律灰色地带联系在一起，这种认知上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其身份认同的困境。

《环球》杂志：公安部发出禁令10多年来，在我国的很多城市，比如北京、成都和沈阳，类似的组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何家弘：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一是有需求就会有供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进步，国人在面对纠纷和解决纠纷时的证据意识也有很大提高，“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中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对证据调查服务的市场需求，但对这种不断在增长的需求，职责和负担已然非常重大庞杂的政府部门根本无暇顾及，或者说没有能力做出积极的回应，民间的资源也就被市场规律调动起来，私人侦探便在中国应运而兴了。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社会转型期间各类矛盾凸显，法律服务的专业化与个性化需求不断攀升，传统公共执法资源难以全面覆盖诸如婚姻忠诚调查、商业背景核实、债务人行踪查找等民间领域的实际需要，这为私人侦探的存在提供了深厚土壤。尽管名义上不被认可，其实际功能却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公共服务体系的某些空白，成为一种非正式却现实存在的补充机制。

现在，随着汽车热的出现，一些大城市就产生了与路和车有关的“职业人”，包括为外来司机引路的“城市向导”和专门帮新司机练车的“私人陪练”。同样，私人侦探也是一种新行业，只不过其牵扯的问题更复杂。当然，这些服务都应该是法律所许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老百姓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事前得到法律或者政府的许可。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事情。况且，公安部1993年的那个通知其实也不是法律，只是公安部发给各公安机关的一个内部通知，其法律效力层级有限，并不能作为彻底禁止民事领域调查服务的依据。进一步来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服务业的多元化，民间调查服务实际上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法律服务产业链的一环，它不仅协助个人和企业获取证据，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流通和信用机制的构建。

《环球》杂志：那为什么我们单单对于私人侦探这个新行业的存留问题争论了十几年还没有停止呢？

何家弘：首先我觉得“私人侦探”的提法不太准确，叫“证据调查人员”或“民间调查人员”，或许更好一些。当然，“侦探”二字更吸引眼球，媒体和行当里的人也喜欢用这个词，但这种称谓并不利于它在社会上确立一个正面形象。因为侦探给人的印象是和犯罪打交道，跟刑事案件打交道。其实我国的这些所谓的私人侦探都不和刑事案件打交道，我也不主张他们介入刑事案件，因为那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的。如果使用更中性和专业的概念，将有助于区分其与刑事司法活动的界限，进而减少公众和决策层的误解，为行业正名创造舆论基础。

再就是，我们还有不少人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这些年来，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下和社会大同的理想指引下，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依赖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然而，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管得太多，就会顾此失彼，反而造成社会管理的无序或混乱。我认为，我国这些年在社会管理问题上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在证据调查领域也是如此，全部依赖公共资源既不现实，也会导致效率低下。事实上，在很多法治成熟的国家，民间调查服务与公共执法体系之间早已形成某种功能互补关系，这不仅没有削弱法律实施的效果，反而提升了纠纷解决的总体效率。

如今，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政府职能观念也要有相应的转变。有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管，有些事情则可以由民间来管。这可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并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私人侦探以商业方式介入社会法治秩序，应当可以成为对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补充。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将其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使其在发挥功能的同时不逾越法律边界，真正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建设性的一员。

《环球》杂志：但不可否认，中国目前的私人侦探业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不少人主张予以取缔的理由。

何家弘：私人侦探的工作本身也有两面性，既有维权的一面也有侵权的一面。一方面，它满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的私人侦探业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培训，而且良莠不齐；调查行为缺乏明确规范，时有侵犯人权之争；行业管理缺乏法律定位，犹如地下活动；业内人士缺乏长期考量，导致收费混乱。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滥用跟踪、窃听、伪装等手段，不仅对公民权益构成威胁，也可能干扰正常执法秩序，甚至成为少数人进行恶意诉讼或商业不正当竞争的工具。这些问题若不加以有效约束，的确可能带来社会风险，并损害法律尊严。

但是，存在问题是否就必须封杀呢？我不敢苟同。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地位，让其从“半地下”经营转变为“地上”的公开经营，然后引导其发展，规范其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加强对私人侦探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加强对私人侦探机构的注册登记和业务范围管理，使私人侦探得以良性且有序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具体来说，可以考虑建立行业准入制度，设定从业人员的资质考试与背景审查；明确其调查手段的边界，禁止使用违法方式取证；推动成立行业协会，制定伦理准则与业务标准；完善民事与行政法律中的责任条款，对违法调查行为设定相应罚则。只有在法律框架内予以承认并严加规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行业乱象，进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环球》杂志：您觉得中国私人侦探从“地下”走到“地上”还需要多长时间？

何家弘：规范私人侦探业的最好办法，就是给它个明确的身份，用法律的规定来约束它，这就需要制定取证调查法、民事调查条例等。但我国的立法任务很重，而且因为私人侦探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很严重、很迫切的问题，可能它并没有被放在优先立法的单子上。再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争论，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讨论。我想，如果这个行当没有重大的、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维持现状。但不管是快还是慢，中国的私人侦探业迟早是要走到“地上”的。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和法治意识不断加强，公众对私人侦探服务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立法规制和行业转型或许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会先从地方试点或行业标准制定开始，逐步推动国家层面的法律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学界与实务界的理性讨论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凝聚共识，也将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最终，一个受到合理监管、业务透明、操作规范的民间调查行业，将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权利保障和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