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北京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合法还要多久？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由于“私人侦探”属于非法行业，没有纳入规范管理，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一些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职业背景的人混在其中，所以鱼目混珠，使得目前整个“私人侦探”行当显得十分混乱和不“规矩”。这些从业者多数未经过系统培训，缺乏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仅凭一些影视作品或道听途说的所谓“侦查技巧”便贸然开展业务，导致行业内部泥沙俱下、乱象丛生。更有甚者，一些曾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人员也摇身一变，混迹于各类所谓调查公司之中，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混乱程度和潜在风险。

　　问题一：利用顾客弱势心理进行欺诈。近两年，北京出现了众多打着信息咨询旗号的调查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婚外恋、债务、商务等方面，由于涉及个人隐私， 多数客户在受骗后担心被别人发现，不敢声张或报警，而一些调查公司恰恰抓住了客户的这种心理，或肆意抬高价或以所掌握的私人隐私要挟客户以达到勒索财物或 中途卷钱失踪。这些公司往往在接单前吹嘘自身能力、承诺百分百成功，一旦收取高额定金或首付款后，便采取拖延战术，甚至编造虚假进展报告继续骗取信任，直至最后失联。部分公司还会以“风险操作费”“特殊手段开支”等名义不断追加费用，客户因已投入大量资金且担心事情曝光，往往只能继续付款，最终陷入更深的经济损失与心理困境。

　　问题二：以盯梢为业挖隐私赚钱。北京的一些“调查公司”，专门替雇主调查指定对象的私人情况，搜集雇主所需要的证据，从中牟利。据一位“业内人士” 称，他能搞到客户所需的各种照片，他告诉记者，他们在调查婚外恋时，主要是对被调查者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伺机进行偷拍、偷录、偷摄，而帮人进行债务调查 时，则主要是通过关系到银行、税务机关、工商部门查找被调查者的账号、税单、工商登记等凭证。这些手段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明显违反相关行政法规。 私家侦探容易触犯刑事法律。不少“私人侦探”都承认他们经常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获得的证件，这些行为已经违法。在实际操作中，部分人员还会通过收买、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取内部信息，严重破坏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甚至引发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问题三：收费贵手段低劣、违法。“如果是步行跟踪某人，每小时收费是300元，需要我们汽车跟踪，每小时收费600元，亦可以承包案件，查包二奶要 4000元。”这是某调查中心的“私人侦探”报的价。“雇佣他人收集信息本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但目前的私人侦探机构多数是靠非正当的手段收集资料。比如有 的私人侦探还可以帮人离婚。他们会派人去勾引不愿离婚的一方，如果能够成功地拿到证据，提出离婚的一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如果男方非要离，可又抓不到女 的错，这就得来点损招。不过收费相当高，起码得一万元以上。” 北京某“调查中心”经理神秘地向记者透露：“这样的事情我们公司也做过，不过多是女的想找男的碴儿。公司派年轻漂亮有品味的大学生，故意制造机会让那男的 上套,一般用不了两次，没有不上钩的。相比之下，找女人的麻烦，难度大一些，因而收费也会高一些。”此类行为不仅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更可能涉嫌《刑法》中的欺诈、敲诈勒索等罪名，对家庭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

　　问题四：高风险、侵犯隐私权。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向媒体通报，现年39岁的黄伟（黄立荣）受雇于一家社会调 查事务所，当他用照相机、望远镜进行偷拍、监视时，被调查对象发现并被对方的打手殴打致死。这是北京首例民间调查者在侦探活动中死于非命。此案件一经披 露，“私人侦探”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表面上看，这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但在“私家侦探”和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调查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迟早的事 情，这不过是民间调查业诸多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痛苦才刚刚开始。“私人侦探”机构在社会调查的名义下，在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之间寻求自己发展的空间，即 所谓打擦边球。正因为如此，“私人侦探”机构必然属于“高风险”行业。因为“调查公司”不是正规的部门，也不见得有多大实力，因此不可能有严格的制度和严 密的配合，往往是单枪匹马，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私家侦探”没有法律保障。他们在调查中往往是无孔不入，网罗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如果把握不 好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就比较容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侵害国家利益。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规范指导和监督机制，一些侦探甚至会采取黑客技术入侵他人电子设备、安装窃听器、GPS跟踪器等明显违法的手段，这不仅导致其自身面临法律风险，也极易引发冲突和人身伤害事件。

　　走进阳光的路有多远？

　　“私家侦探”能在中国存在，是因为有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为什么不能给“私家侦探”一个“名分”，把这个行业纳入规范化管理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许多人提出的这一问题，法律界人士的说法仍是针锋相对。一方面，支持者认为市场需求客观存在，应正视现实加以引导；另一方面，反对者则强调其潜在危害和法律风险，认为不宜轻易放开。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王小明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私人侦探行业，或社会商事、民事调查行业的出现，是社会需求的产物。这种需求总的来讲是合理的、 合法的，社会公众和政府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因为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否定其合法性，因为在法制社会中，法律不明文禁止的，就应当是许可 的。也不能因为有个别调查、侦探机构存在违法经营，而否定整个行业的下当性和合法性。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已通过立法对私家侦探行业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其业务范围、从业资格和行为准则，既满足了社会需求，又有效防范了相关风险。

　　首先，侦探或调查机构并不必然侵害公安、安全、检察部门依法享有的侦查权。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公安、安全、检察部门享有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但调查或私人 侦探机构从事的业务主要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了解民事、商事等方面有关事实的真相，获取真实信息，搜集有关证据线索。这些业务范围并没侵害公安等部门专享的 侦查权。其次，侦探或调查机构也不必然侵害公民的隐私权。根据现实情况来看，求助于调查机构的，往往是权利易受到侵害的弱者一方，如合法的婚姻关系受非法 侵害，对侵害者而言其不合法的见不得人的事实，并不是法律所保护的“隐私权”。因此，关键在于明确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并通过立法和监管确保其不越界。

　　针对北京社会调查和侦探机构存在的现象，王小明认为：一、实事求是地看待其积极的、合理的一面，宜导不宜堵，扬长避短，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同时制订法 规进行制约和规范。二、严格划定其业务范围，对可能使用的违法手段进行严格限制。三、制订进入该行业的机构和人员的准入资格，防止不良人员进入该行业。 四、对该行业的管理制度、工作程序、收费标准及服务质量进行规范，以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应建立行业协会加强自律，设立投诉和监督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从而逐步推动行业走向正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专家指出，“私家侦探”的出现有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原因，想彻底禁绝有一定难度。目前中国的公检法机关对公权范围的维护尚且吃力， 对某些私人权利的救济就只能爱莫能助了。在所谓的“公力救济”无法确保每个企业和个人的权利得到足够的保护时，“私家侦探”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另外，中国 民间社会对“私家侦探”存在一定潜性的消费需求，社会上一小部分人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群体，在利益的驱使下干起了这种赚“不见光”钱的职业。从更深层次看，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当前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盲区和短板，值得相关部门深入反思。

　　私家侦探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是目前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问题。反对者认为，“私家侦探”获取证据手段易违法，证据证明力不好确定；容易侵犯隐私权；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措施，不易对其管理和规范。而支持者则认为，看待一个行业，首先应当看这个行业是不是社会需求，这个行业对社会是否有益或是否是对社会有益的补充，是否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 用，不应只看这个行业里的个别现象。至于从业者素质难以保证、委托人目的难以确认、工作方式、收费标准、管理等方面难以规范等问题，都是由于这一行业处于 地下、半地下状态形成的。唯有实体合法了，程序才能真正规范。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建立准入和监管机制，引导其健康发展。

　　目前，中国工商机关没有批准一家私人侦探所的执照，眼下北京的一些私家侦探大多打着“调查中心”、“信息咨询”的旗号在营业，他们是继续“打擦边球”，求得“夹缝”中的生存，最终走入正轨？还是死路一条，终归难逃取缔的命运？这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和法律政策，更取决于行业自身能否尽快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法治意识的增强和监管机制的完善，私家侦探行业要么通过转型和升级获得合法生存空间，要么因无法适应要求而逐渐被淘汰。

　　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私家侦探要想在中国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一个法律地位、准入标准、行业规范、资格审定标准确立的问题，更是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私家侦探行业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正视这一社会现象，尽快解决其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应加强公众法律意识教育，引导人们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和维护权益，从源头上减少对非法调查服务的依赖，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