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私家侦探、厦门侦探调查：私人侦探取证的合法性

私人侦探取证过程中质疑最多的莫过于其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该种观念认为，私人侦探在开展调查取证时，通常要采取跟踪、拍照、录像、监视等隐蔽手段，而通过这些手段所获取的信息和情报，会直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要回答私人侦探是否侵犯了公民隐私权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厘清“隐私权”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6]不难看出，隐私权的构成是有严格的限制范围的。而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引发诉讼的非法同居等行为侵犯了我国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其并非与公共利益无关。另外，私人侦探调查行为所针对的案件事实往往发生在公共场合，当事人之间的谈话、承诺、约定等行为是相互明了的公开秘密，并无隐私权可言。因此，私人侦探的调查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这一说法实难成立。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与隐私权相对的知情权需要优先于隐私权受到保护时，或者所谓“隐私”并不受法律保护时(如被调查者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欺瞒对方，在外与他人非法同居)，则对被调查者的“隐私”进行调查并形成证据，在一定合法的范围内使用，也应该是恰当的，当然这需要法律加以确认。进一步来说，隐私权并非在所有场合都绝对优先，其保护范围与程度需视具体情境而定。例如，在涉及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公共安全等特殊领域，法律往往允许对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私人侦探在执业过程中，若其行为符合比例原则，未超出实现正当目的所必需的限度，且所涉信息确实关乎重大合法权益，则其介入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尤其当公民通过常规途径无法获取关键证据，而该证据又对维护自身权益至关重要时，私人侦探的调查手段便成为弥补举证能力不足的一种现实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侦探可以肆意妄为，其行为仍应受到法律与行业伦理的双重约束，必须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审慎进行。

私人侦探为人所诟病的另一点是其所获取证据的证据效力。根据诉讼法的证据原则，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而所谓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依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的程序所取得的事实材料。它除了要求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外，更重要的是要求证据的收集、提供甚至审查等环节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不可否认，私人侦探在进行调查时，为了获取有证明力的证据，除了经常使用汽车、摄像机、高倍聚焦照相机等普通设备外，还可能购置和使用国家禁止公开销售的跟踪仪、*********、针孔摄像头、远红外线探测仪等高科技设备，也可能采取跟踪、化妆侦查、陷阱取证等手段，而这些手段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私人侦探在取证手段和取证程序上的瑕疵而一概排除其所获取证据的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曾经针对一方当事人通过私自偷拍偷录手段所获资料的证据资格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3月所作出的《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该《批复》认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批复》对于禁止当事人以偷拍偷录的方式收集证据起到了积极的遏制作用，但是这种一刀切的规定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使得部分当事人因举证困难或无法举证而承担了不利的法律后果，影响了法律公平的实现，因而招致了不少学者的批评。[page]

面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其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效力。”不难发现，《民事证据规定》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为：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与1995年的《批复》相比，《民事证据规定》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上规定得更为合理。根据这一规定，私人侦探的取证行为，只要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没有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则其所取得的证据就具有证据效力。当然，这一新的规定也为私人侦探拓展业务和有效地开展调查工作减少了限制。取证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取证主体的合法性、取证过程的合法性与证据本身内容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实践中，法院对证据能力的认定也趋于灵活和务实，往往结合案件背景、取证动机、手段必要性、利益平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例如，若取证行为虽未经被取证方同意，但未使用欺诈、胁迫、暴力等非法方式，且所获证据对查明案件关键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则法院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采纳该证据。这种司法态度的转变，反映了法律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

合法证据的条件：

第一，取证的主体的合法性：在私家侦探调查取证实际工作中，由于调查员在法律上并不是具有法定调查权的特定主体，这就使得调查员实际是以公民个人或企业受委托人员的身份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知情人员而言，他们就即可以提供证言，也可以不提供证言，为了获得证词，调查员有时就会迫不得已通过个人关系或经济方面的利益刺激来收集证据，这反过来就影响了这种证据的可信度。尽管如此，公民个人依法享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只要其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获证据仍可能被法庭采纳。关键在于取证手段是否合法，而非取证主体是否具有公权力身份。因此，私人侦探在执业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方法的合规性，避免使用引诱、教唆、贿赂等不当方式，确保证据来源的纯洁性。

第二，侦探公司取证过程的合法性：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密拍密录取得的证据可以被认定为有效证据-----只要不是使用违法器材或直接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这意味着，如果使用的器材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销售、购买或使用的特种设备，且取证行为未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例如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录像、录音，或针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的记录，则该类证据有望被法院认可。此外，取证过程中还应注意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不得采取危及人身安全、公共安全的方式，否则仍可能导致证据被排除。

第三，证据本身内容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根据我国的诉讼证据制度，可以在法庭上有效使用的证据应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除了形式合法、来源合法外，证据还需具备实质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即能够客观反映案件事实，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私人侦探在调查中应确保证据链的完整与连贯，避免断章取义或篡改伪造，否则即使取证手段合法，证据内容若失真或缺乏关联，亦难以被采信。同时，证据的提交与运用也需符合诉讼程序的时限与格式要求，履行必要的举证、质证程序，才能最终发挥其证明作用。

私人侦探行业要在法律框架内健康发展，除了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外，还应加强行业自律，提升职业伦理水平，推动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另一方面，立法与司法机关也需继续细化相关规则，明确合法与非法取证的界限，为私人侦探的执业活动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从而在保障公民权利与促进事实查明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