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把国人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归为四大类：一是婚姻问题调查，由于婚外情等现象的增加，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获取另一方“不忠”证据的需求；这类需求往往源于情感破裂过程中的猜忌与不安全感，当事人寻求确凿证据，既可能为了在离婚诉讼中占据主动，获得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上的优势，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寻求一个心理上的明确答案，结束内心的煎熬与摇摆。二是债务纠纷中，债权人有知道债务人下落，让债务人及时偿还债务的需求；在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当下，债务纠纷屡见不鲜，当债务人刻意隐匿行踪或转移财产时，凭借个人力量难以追索，债权人便可能求助于具有特定渠道与手段的调查人员，以期打破僵局，挽回损失。三是在商业活动中，有对参与者商业信誉、谈判底线、支付能力的了解需求；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尤其在重大合作、投资并购或商业谈判前，对潜在伙伴或竞争对手进行背景与实力的调查，已成为一些商业主体规避风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尽管其中常游走于商业机密与合法信息之间的灰色地带。四是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希望获取更多证据用以抗辩或控告。当官方侦查渠道遇阻或结论未能令当事人信服时，部分当事人或其家属会转向民间力量，希望借助私人侦探的独立调查，发现新的线索或证据，以影响案件进程，这尤其凸显了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对公力救济不足的一种补充性期待，甚至是对司法公正的另类追寻。

对普通人来说，这四类需求很难“自给自足”，因此催生了对私人侦探的需求。无论是情感纠葛中的复杂心理博弈，债务追讨中面对的专业隐匿手段，商业竞争里浩如烟海的信息筛选，还是刑事案件背后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都超出了寻常个人所能应对的范畴。这些需求背后，实则反映了社会快速发展中人际关系、经济往来与法治实践日趋复杂化所带来的普遍焦虑与无力感。私人侦探行业正是在这种社会土壤中悄然滋生，试图填补那些法律未能完全覆盖或个体能力难以抵达的空白地带，尽管其方式与边界始终饱受争议。

关于中国私人侦探类公司的规模，目前缺乏确切的权威数字。这一行业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工商注册类别中并无直接的“侦探”或“调查”项目，多数公司以“信息咨询”、“商务调查”等名义进行运营，加之其业务敏感性，使得全面的官方统计几乎无法实现，我们所能获取的多为学术界或媒体的局部观察与估算。但相关论文和报道经常引用的一个说法是，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各种性质大小民间调查公司约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20万人以上，加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从业人员将近30万。这个数字尽管是十多年前的估算，且其统计口径与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它无疑揭示了一个庞大而活跃的民间市场已然存在。若考虑到此后十多年间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演变，人际关系与商业活动复杂性的只增不减，以及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与调查手段的革新，这一行业的实际规模与渗透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一般想象。由此可以管窥全社会对私人侦探行业有多么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数量上的庞大，更是结构性的、深层的社会心理与制度环境的产物。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在正式法律服务体系之外，人们对于真相、安全、债权实现及风险防范的迫切渴望，也迫使我们去思考，如何通过完善正规的法律服务、证据收集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来疏导和满足这些合理需求，同时将相关活动规范在法治的轨道之内，避免其滑向侵权与违法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