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镇江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私家侦探”何去何从

通过跟踪定位仪对手机进行定位，利用针孔摄像头监视目标行踪，利用窃听器窃听别人谈话……随着国内“私家侦探”数量日益增多，出现在影视剧中的这些情节，在现实中已普遍存在。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更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偷拍偷录设备越来越微型化、智能化，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实施监控，令人防不胜防，也使得非法调查活动更加隐蔽和难以察觉。

今年上半年，太原警方对以“调查公司”名义从事私家侦探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7家“非法调查公司”被查封，9名“私家侦探”被刑拘，缴获大量针孔探头、跟踪定位仪、窃听器等监视器材。这些设备功能先进、种类繁多，有的伪装成日常用品如打火机、充电宝，甚至墙壁开关，极具隐蔽性。警方在行动中发现，这些所谓“调查公司”大多未进行工商登记或超范围经营，以“信息咨询”“社会调查”为名掩人耳目，背地里却大量承接婚外情调查、行踪监控、通讯记录获取等业务，已形成一条集设备销售、信息窃取、跟踪拍摄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

我国《国家安全法》和《刑法》均有规定，非法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侵害的，依照《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追加责任。除此之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确禁止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情节严重的可处以拘留和罚款。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委托人目的是“维权”或“自行取证”，一旦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不仅证据本身可能不被法院采纳，相关人员还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私家侦探的行为，给公民的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办案民警透露，私家侦探打着“商务咨询”、“婚姻维权”等幌子，采取跟踪、盯梢、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从事调查活动。“私家侦探”很少对雇主的身份和目的加以甄别判断，对客户获取信息作何用途一概不问，这些信息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极易引发电信诈骗、敲诈勒索、绑架和非法讨债等犯罪行为。更有甚者，部分侦探为牟取高额利润，主动参与策划并实施勒索，从信息中介蜕变为犯罪共谋，社会危害性进一步加剧。

正因如此，近20年来，公安部多次明令打击“私家侦探机构”，始终对其保持高压态势。然而，对私家侦探的打击屡屡遭遇尴尬：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数量反而越来越多。这一现象背后，既有市场需求的存在，也反映出当前社会治理中信息公开、证据获取、权利救济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制度性短板，导致部分公民或企业转而寻求“灰色途径”解决问题。

专家认为，社会诚信度降低、经济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民间对私家侦探需求旺盛，一些不正当的隐讳需求在其中推波助澜。有市民表示，尽管心存顾虑，但有时雇佣私家侦探确实“效果更好”。一名律师坦言，在通常情况下，公民遇到法律事务会聘请律师，但许多取证工作律师无能为力，一些当事人会转而雇佣私家侦探进行取证，然后私了。同时，司法程序相对比较繁琐，有时耗时漫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特别是在婚姻纠纷、债务追讨、商业竞争等案件中，当事人往往希望快速掌握关键证据，这也给私家侦探提供了生存土壤。

据办案民警介绍，私家侦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反侦察能力，被调查对象往往毫无察觉，打击难度很大，而且多数雇主在雇佣私家侦探时往往采用虚假身份，警方难以倒查和深究，侦破此类案件耗时耗力，困难重重。他们多使用虚拟身份在线接单，通过加密通讯工具联络，资金往来也常借助第三方支付或虚拟货币，使得侦查机关追溯源头、固定证据面临极大挑战。部分团伙甚至采用单线联系、分段作业等方式逃避打击，进一步增加了案件侦办难度。

“私家侦探”何去何从？面对打击的尴尬，各界的态度开始分化，说法不一。这一争议不仅涉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更关乎公民权利保护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平衡，亟需在立法、执法与行业规范等多个层面展开深入讨论并寻求共识。

警方人士认为，只有国家授权的机关才具有法定调查权，即便是公安人员行使这种权力，也需分级别严格审批；所谓“私家侦探”擅自跟踪公民行踪、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信息，显已触犯法律。因此，严打很有必要。他们强调，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以“维权”或“调查”为名突破法律底线，否则将导致调查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部分法律专家则认为，应辩证看待私家侦探行业，如对其加强监管和规范，这个行业将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一所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说，私家侦探行业可以弥补国家公力救济不足，《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把一些事务委托给私家侦探是有法律依据的。他进一步指出，在不少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举证能力薄弱，而律师调查权受限，若能在法律明确边界内允许具备资质的机构或个人从事特定调查服务，或有助于提升维权效率，实现公平正义。

事实上，私家侦探行业在国外已发展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职业，有巨大的市场和法律认可地位。这位法学院院长认为，尽管国情有差异，国外行政管理与协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在国内还不能照搬，但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相关部门应加强关于私家侦探合法化的探索，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从而使其真正为司法体系服务。例如，可考虑建立行业准入制度，明确业务范围，禁止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核心领域的调查，同时建立监督投诉机制和行业惩戒标准，引导其走向正规化与专业化。

在民事案件中，公民委托私家侦探取证属于私力救济，目前尚未有相关立法，人们对其缺乏认知，使用和管理上也存在误区。一位法官表示，应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相关部门应探索使其良性有序服务社会的途径。他建议，可先在部分领域开展试点，明确哪些证据获取方式合法、哪些情节可作为量刑或裁量参考，同时加强法院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力度，既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又坚决排除非法证据，逐步形成“法律禁止+行业规范+社会监督”的多层次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