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法统计数据显示，目前40%~50%的离婚案件涉及第三者介入导致婚姻破裂。在离婚诉讼中，婚外情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对当事人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权益影响深远。然而，由于婚外情证据的特殊性以及裁判者观念的不同，婚外情行为的认定一直是这类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本篇文章我们就来深入探讨婚姻法领域中这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如何有效掌握婚姻案件中的婚外情证据？

01 疑难案例解析

2009年11月15日，惠某父母出资购买涉案房屋，该房屋于2011年10月20日登记到惠某个人名下。惠某与侯某于2012年5月9日登记结婚。2013年1月14日，惠某与侯某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为二人共同共有。2013年7月4日，惠某与侯某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为侯某单独所有。应惠某申请，法院赴公安机关对侯某在桂林市的开房信息进行了核查，查明侯某与案外人贺某多次开同一房间住宿。

侯某在庭审中辩称：

2012年11月26日在桂林市金埔大酒店是其自己一个人住的，未与贺某同住；

2012年11月27日其在阳朔县万丽花园大酒店只住了一晚；

2013年1月31日其在阳朔县玫瑰木二号店只住了两晚；

上述两次是与贺某一起住的，但开的是标准间；

在大连市都是各自住大床房；

2012年12月31日其在云南丽江花自在客栈开的是标准间，是与贺某一起住的；

2013年3月8日至9日，其在云南大理亦乐居客栈，连续两晚与贺某一起入住，开的是标准间；

其他时间都不存在与贺某一起住的情况。

侯某特别强调，贺某是其同事，已婚，其与贺某经常因公一起出差，公差结束后往往会借机游览周边景点，出于安全及经济原因，再加上彼此间比较熟悉、信任度较高，因此才登记了一间房，但却人各一床，彼此间并未发生任何不正当行为。因双方感情不和，惠某已搬离涉案房屋，现该房屋由侯某及其父母居住使用。

惠某在诉讼中主张：

在变更房屋登记至侯某个人名下后，发现侯某存在婚外情行为；

侯某对此亦坦然承认；

侯某行为严重欺骗了自己，也严重侵害自己和父母的情感；

更违反了自己将房屋变更至其名下的初衷；

故诉讼请求撤销两次变更登记行为。

侯某则坚持辩称：

惠某所述其存在婚外情之事实不予认可；

要求法院驳回惠某全部诉讼请求。

02 法院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

房屋第一次变更至夫妻共同名下，属夫妻约定财产属性，受当时的《婚姻法》规范；

房屋第二次变更至侯某个人名下，属赠与行为，受当时的《合同法》规范；

侯某虽否认其存在婚外情，但经查证确实存在与异性开房共居之事实；

该行为与生活常理不符，惠某以此认为侯某存在婚外情并无不当；

惠某依据当时的《合同法》之规定，行使法定撤销权于法有据；

对惠某要求撤销第二次变更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惠某要求撤销第一次变更登记行为，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

撤销惠某与侯某于2013年7月4日达成的关于2307室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将该房屋恢复至惠某与侯某共同共有状态；

驳回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关于侯某是否存在严重侵害惠某的行为：

侯某与贺某原属同事关系；

均为已婚青年男女；

开房同居时间地点多在外地城市出差期间；

根据法院调取的开房记录及侯某的自认，双方存在长期、多次同宿一室的事实；

侯某主张其与贺某同宿一室期间人各一床别无其他；

生活中确实不排除存在这种纯洁男女关系的可能性；

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

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惠某主张侯某存在婚外情行为的事实更加符合生活常识；

惠某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已具有明显优势，足以证明其主张；

法院依法对其证据予以采信。

关于惠某能否行使法定撤销权：

因侯某存在严重侵害惠某的行为；

惠某根据《合同法》第192条之规定主张法定撤销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支持。

二审判决：

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撤销惠某与侯某于2013年1月14日及2013年7月4日达成的关于2307室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行为；

侯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惠某将上述房屋变更登记为惠某个人所有。

03 裁判规则精要

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对婚外情证据需要举证到何种程度，没有明确的标准。本案依据优势证据规则及日常生活经验对个案事实作出判断，并明确提出可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调整婚内赠与行为，对婚姻法领域的该类疑难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由此可知，对于夫妻之间赠与行为，婚姻家庭编没有相关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编的规定。而《民法典》第663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三种情形，基本沿袭了《合同法》第192条的规定。故就本案而言，在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法院处理思路、法律路径的解析方面，均不因《民法典》的出台而受到影响。

04 案外延伸思考

婚外情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或法律术语，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难以对其作出精准的定义。本节所指的婚外情特指有配偶者与异性发生婚外性行为的情形，而不包括重婚及长期同居的情形。

鉴于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以及道德谴责，婚外情行为的当事人往往会极力掩饰相关痕迹，以至于受害方发现确切性接触证据是极其困难的。从证据形式上来看，实践中遇到的该类证据十分繁杂，可谓五花八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书面材料类：

过错一方或婚外异性作出涉及婚外情行为的书面材料；

包括保证书、悔过书、情书等；

这类证据往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影像资料类：

过错方与婚外异性亲密关系的各种照片；

反映婚外情内容的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

需要注意保存原始载体。

电子数据类：

手机短信、通信件聊天记录和电子邮件等；

微信、QQ等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

需要保持记录的完整性。

其他证据类：

关于过错方与他人租房相关单据；

同居区的邻居、保安等服务人员的证人证言；

警方的笔录等其他证据。

从证据属性上讲，婚外情证据属于隐私性证据，具有以下特征：

隐秘性强：

性行为本身具有私密性，发生在私密场合，外人无从知晓；

涉及婚外同居、婚外性行为的情形，当事人更是不愿为外人所知晓；

因此取证的难度非常大。

合法性危机：

由于取证难度大，受害方为取得婚外情证据不得不穷尽各种手段；

可能采取跟踪、偷拍、窃听、暗访、捉奸等形式；

在取得相应婚外情证据的同时，又因取证手段的不正当可能侵害他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

该类证据是否为非法证据以及应否排除，成为法院认定该类证据的难点。

碎片化特征明显：

实务中反映婚外情的相关证据形式多样；

这些证据除了极少数能够直接反映婚外性行为或婚外情事实；

大多都是碎片性的；

存在保存困难、稳定性差、易删减编辑、难以辨明身份等特点；

需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具有说服力。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婚外情证据的认定往往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既要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侵犯他人隐私权。因此，在收集婚外情证据时，应当特别注意取证方式的合法性，确保证据能够被法院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