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与经济高增长率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个令人感到严峻的自杀现象的高增长率。不久前，四成北大新生患“空心病”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讨论，这一新闻事件把当代中国的普遍性“精神危机”问题拉回了公众视线内，也让人联想起八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潘晓讨论” ——有关“人生意义”思考的署名“潘晓”的来信曾搅动整整一代人。
　　2005年一位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自杀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贺照田先生转向关于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贺照田的学术工作，被一些学者归纳为“精神史”研究。贺照田表示自己对于“精神史”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他从学者赵园在对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中提出的“历史之重”，引申出自己关于“从苦恼出发”的研究设想。无论是“历史之重”还是“从苦恼出发”，都是以一种“弱心肠”品质，去关心历史中那些精神和心灵沉郁顿挫、真诚而有力量活着的人，去关心那些在历史中有位置、但一直未能被后人真正把握、却又始终在历史社会中发挥着作用的历史对象。如果具备了这样的史学态度，将能够从人的感受出发，直视生存和生活经验。

　　贺照田不久前在《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发表文章《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指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课题加以研究；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却少有人真正把它作为要深入把握中国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与审问视角来研究和思考。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义利之辨传统，如今却在一般语言表现上极大程度表现为以实利为目的和准绳的社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其所处身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又是如何？11月28日，贺照田应邀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名师讲坛”上作了同题演讲，对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作为当代中国精神伦理困境的历史缘起进行了“历史—观念”的分析。并在次日应邀出席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由罗成副教授发起的中山大学文艺学沙龙第一期活动，再次聚焦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引发的一场“潘晓讨论”，沙龙借助此文本深入讨论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危机与难题。

精神伦理困境的“诊断错位”
　　贺照田指出，很多人习惯将今天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困境归结为对精神伦理问题的关注缺乏，而实际上，历史地看，党和国家对道德精神问题却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从“文革”结束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困境的改善，却又缺乏实际的有效性。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此问题的形成缺乏真正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导致其论述总是过快、过度、过于笼统、过于直接地限定在某一视域中，继而把不同时期社会精神状况、道德风气的好转，分别寄托在“反思 文革 ”、“批判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现代化”等措施上。与此同时，现实中的精神伦理状况却越发地令人不安。
　　此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相关思考，也对道德、精神问题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对而言，知识界给出的答案看似更为开放、多元、批判，甚至诸种答案之间冲突激烈，但贺照田先生认为，这些答案却共享着相同的不足，而这导致它们不能从根本上为深受精神伦理问题困扰的人们带来有效帮助。就此，他逐一论述并分析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观点，90年代各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以及2000年后知识界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相关思考。“新启蒙”思潮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了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主潮，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问题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没有经过真正的现代化、现代观念荡涤。9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主要把当代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强调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将其解释为权力腐败及与之相连带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突出关注晚清以来受到激进思潮冲击和破坏的儒家传统，并将精神伦理境况的好转与传统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将有关问题主要解释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民族认同的失落，从而强调恢复民族自信心，塑造国家民族认同。2000年后，一批知识分子受到施特劳斯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思考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解决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问题，克服当代精神伦理困境。#p#分页标题#e#
对此，贺照田先生指出，国家及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困境时，都以过快、过度、过于直接的解释代替了对有关历史的深入考察和细致分析，从而无视或遮蔽了历史内在的多层皱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每一个人真实遭遇的精神伦理困扰到底是什么？“文革”后的精神伦理问题和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风土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它和“文革”后人们在重新规划此历史时的观念状态、规划方案又是如何关联的？错过了对这些问题认真关注与细致澄清，也就错过了对历史—现实中的合理成分进行挖掘、分析与转化的契机。这种对历史—现实进行“诊断”时发生的隔膜与错位，既使推出的“药方”疗效甚微，还常常导致“病药相发”的尴尬状况。
　　也就是说，历史、历史中人的观念—认识状态，以及从此观念—认识状态出发所开展的实践，共同导致了我们所见的“新时期”直至今日的大陆精神史样貌。对此，贺照田强调，只有深入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现实内在，对有关历史经验进行细腻、深入的考察，我们才可能突破从新时期以来一直影响至今的、那些听上去雄辩却与有关历史—现实擦肩而过的观念逻辑，才可能在思考当代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身心意义问题上重新出发，给出真正深切有力的把握和回答。
　
从“潘晓讨论”反思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研究
　　既有思考与现实状况的不理想状态，是贺照田先生长期着力于研究“潘晓讨论”这一具体个案，并对其思想史价值作重新评估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希望通过“潘晓讨论”，去观察、体会80年代特有的历史—观念质感、意识与无意识，既而为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工作状态、身心状态提供必要的背景和线索。
　　1980年的“潘晓讨论”，特别是引爆这场讨论的潘晓来信，清楚地呈现着当时具有较强意义感、充实感需求的青年们精神状况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强烈的苦闷感、虚无感、破坏性的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不甘，对明确、饱满的人生意义感的高度渴望。与之相对应的，是其时精神史可往建设性也可往破坏性这两个相当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也就是说，潘晓来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状况，表明该时代实处于关系到今后精神史基本面貌走向的关节位置，但是这场讨论的精神史、思想史价值却被远远低估了。在当时，讨论的参与者、知识分子和代表国家的政治人物，虽然都意识到了“潘晓”问题的重要性，但却没能更进一步地思考：如何在顺承、转化纠合在青年们的精神困境中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固的支点，同时消化、吸收因历史挫折而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及其所对应的破坏性能量和冲力。当这一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遭到削弱，甚至失去了时代具体的介入形式时，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而出现的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等便一时得不到有效的平衡和制约，精神伦理问题由此也变得愈发严酷。
　　贺照田先生还特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写作《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与构造》的关键触发点，即2005年一名北大中文系学生自杀的事件。他问道，北大中文系在中国大陆人文界具有相当的象征性意义，但为何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对于一个遭遇问题的、认真的学生来说，却显得如此无效？这一问题促使他在2005年初完成《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后，继续致力于对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整体反思。
　　贺照田先生认为，如果人文研究对于一个具体生活着的人，对于他的身心状态改善收效甚微，那就有效性而言，此种研究仍不是“够格”的人文研究。正因为此，人文研究者应当重思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中，人们精神伦理、身心意义所处身的历史—构造十分特殊，因而迫切地需要来自知识、思想的帮助，为此，人文研究者必须承担责任，对“人文”、“知识”本身进行反思。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元的、有助于人们身心状态改善的资源（如宗教、“心灵鸡汤”、广场舞等“社会自救”方式），使得当代中国人在面对精神伦理困境时，仍然有相当的空间和能力去进行自我改善。为此，贺照田先生认为，在给一些人带来充实感和身心安定感方面，“心灵鸡汤”之类的方式仍具备有效性，因而不可简单否定。但同时，为避免“社会自救”时也出现“病药相发”的情况，知识界须及时介入，对这些可资利用的经验加以分析，使之能被更多中国人以积极的方式吸收、利用，并尽可能促进个人形成与国家形成之间良性辩证关系的构建。#p#分页标题#e#

李桦：跳出“抢凳子”的游戏
　　中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主任，长期从事与普通大学生精神伦理问题打交道的最基层工作
　　李桦回顾了1987年中山大学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来的历程，历史地指出，当年正是由于各种外国思潮的引入，由此中国大陆高校开始出现心理辅导的机构。她特别提到在1996年为学校开的一门关于心理学的公共课上，有将近600人选修或旁听这门课。每周上课时，教室座位上都坐满了新鲜的面孔，而晚到的同学只能站着听课。下课后，总会有许多同学找老师讨论个人的身心困扰。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两年，在2004年之后，李桦便专职于中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就在本次沙龙的当天凌晨四点，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她进行了长达153分钟微信语音的心理交流，她说自己这些年很少参与学术讨论其实就是时时处在生命苦难的现场。最近爆出的北京大学有近四成大学新生认为生活毫无意义、三成学生表示厌学的心理测评结果，同行徐凯文用“空心病”这个令人心惊的概念充分地揭示出来。空心病患者表现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功能性良好，然而内心却感到无比的痛苦和压抑。这些都使得李桦感到不安。
　　面对这些身心问题，热心人士总会从各种方面进行疗愈和治理。但李桦认为，每个人的苦难现场，却不一定会被其他人真正感受和理解。李桦举了汶川地震时一位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例子，那位老师因为觉得“我生活这么幸福，我要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所以想要第一时间前去地震灾区进行援助，但他的其他同事将其留了下来。因为这位老师的状态是一种对疾病的疗愈而非伦理意义上的疗愈，前者基于“我比你好，所以我去帮你”的逻辑，但抱有这种想法从事公益的人，一般到最后都会抱怨乃至伤害到他人。更为可取的方式，是对苦难有着深刻理解和同情的人，通过帮助他人，最后也帮助自己疗愈了内心的苦痛。
李桦提醒大家思考，为何心理治疗最发达的美国，却也正是抑郁症最高发的国家？然后，李桦回到中国问题。她发现在大学中最频繁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之前是中小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子女，而现在则是大学教师的孩子更为严重。李桦呼吁家长要有接纳价值意义差异的能力，不应让自己的孩子过早陷入“抢凳子”游戏的社会竞争焦虑之中。因为只要眼光扩展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别处还有空闲的凳子在静静等待着我们。

龚隽：“经验”需要进入“学术”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主编有《汉语佛学评论》系列丛刊
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成为人文学科中的热点问题，但学者们逐渐发觉，这类研究很容易导致“有学术而没思想”、“有学术而无精神”的后果。龚隽以自身为例，发现伴随着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深入，自己再去阅读经典时，却越来越感受不到经典传递出来的活生生的思想气息。也就是，学术水平的进步，反而使得人文教养的部分与之相脱离。即使是最应该关注精神世界的佛教研究，他发现哪怕是在全球顶尖的学术会议的切磋讨论中，也无法感受到鲜活的思想经验流动，而更像死板的流水线作业。当“学术”与“人文”发生分裂，佛教研究也就开始不再讨论精神世界，而都去关注流行时髦的图像文化、物质文化的“学术问题”。他深有感触的是，自己在读王阳明著作时的那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体验，充盈着生命感与意义感。而贺照田对潘晓讨论的思考，正是能把我们经验中可感觉到的那些与生命有关、与意义有关、与精神有关的东西重新带回学术研究之中。
　　龚隽强调，我们的经验如何进入历史的叙述，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今龚隽担任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史学》丛刊的学术编委，他也在观察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令人遗憾的是，概念化的操作方式在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而可亲可感的人类实践经验，却无法进入到历史和历史叙述中。龚隽提出，把“思想”带进历史还不够，即“思想史”也不能包含更为重要、根本的经验性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贺照田所做的“精神史”工作，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并加以推广。

李公明：如何讲述八十年代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美术画论的研究和书画创作#p#分页标题#e#
　　李公明十分肯定贺照田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当人们试着重返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时，将会面临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即“谁”的重返。进而李公明讲到他们77级大学生在和老师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经常会向老师质疑这是“谁的实践”，“什么是实践”。贺照田认为“潘晓讨论”在当时非常重要，却在当下未被得到充分重视。李公明追问的是，为什么是“潘晓讨论”而不是其他涉及顶层到底层的讨论思潮更具有时代难题的历史价值与意义？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对民间的巨大影响，又和1980年的“潘晓讨论”有何关系？以及进一步往前看，1988年关于“蛇口风波”的论争，和“潘晓讨论”又有怎样的精神史连带脉络？此外，当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时，是否还需要考虑外部性问题，例如广东地区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思想“觉醒”？蛇口风波之所以发生在深圳，是否还存在着思想在区域中的流动问题？
　　对于李公明的一系列提问，贺照田做出了补充说明。贺照田回应说，李公明勾勒出来的历史线索，仍未跳脱通常意义上关于八十年代的常规历史叙述前提，而自己对于“潘晓讨论”的再发现，是因为他从中看出，当1980年改革意识已占重要位置时，为什么作为普通人的潘晓，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困惑？那么，1980年之前的讨论，是否真的对这场人生观问题大讨论有直接的相关性，仍然值得反思。“潘晓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社会日常生活如何组织的问题，比如讨论中关于自私自利的理解。如果当时的国家和知识界能对这一问题有着准确、妥当的把握，历史就不必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在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时，不能还停留在流行的常规历史叙述中，而是要抓住最为根本和有直接相关性的议题。结合此问题，贺照田还推荐了以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及吴重庆的著作《孙村的路》，提醒大家思考：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历史社会中，国家、知识精英与民间社会可以怎样运转得比较好。如果历史运转不够好，较之“新启蒙”思潮将民众简单认定为“落后的小生产者”，真问题或许更多的还是在对国家与精英自身状态的反思。

吴重庆：可计算的经济效率，不可计算的“精神赤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开放时代》杂志特约主编
吴重庆指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基本表现为抛弃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但有意思的是，在另一方面，李泽厚关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讲述和阐释，却又非常受人欢迎。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矛盾？吴重庆提倡要有一种历史的关联意识，需要连接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亦即社会主义历史的挫折与难题。“改革”在1980年代被塑造成新的意识形态后，便主动地切割前后历史，造成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而这得到了此后大多数人的信奉，从而被确立为新的正当性历史前提，但同时也影响并妨碍了我们对于真实历史状况的理解。
　　毛时代结束后，主流学界喜欢用“后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指称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与这些理解和认定不同，吴重庆提出仍在新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有四个标志：诉求平等、群众参与、信奉社会的整体性改造而非局部的社会治理，以及追寻生活的意义。这是社会主义留给中国人的烙印，它试图将个人、集体、国家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以达到一种动态的社会运转模式，四个要素之间是应该相互连带一体而有效运转的。但1978年以来的改革打断了这种联系，例如曾经集体经济下人们的工作意义感已一去不复返，那么人们还怎么可能从工作中追寻生活的意义？一般来说，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不太容易发生意义感危机，但平等社会的到来容易使人追问意义。当人们无法再从工作中获得这份意义，社会就开始告知大家去日常生活中寻找。然而1980年的潘晓来信，让人们沮丧地发现日常生活并不能真的给予意义。而那时的国家和知识分子，却又有意忽略这方面的精神伦理问题。知识分子高扬的“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非常默契地配合了改革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年轻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李泽厚在书中阐发的“乐感文化”、“审美形式”，就让大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喜悦”。吴重庆认为，李泽厚关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强调，让读者有了从传统文化的想象中寻到安身立命之处的空间。但这种安顿又并非传统儒家所讲的修养身心，同时也给九十年代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思留下了空间。#p#分页标题#e#
　　吴重庆强调，回到“精神史”的问题上，当我们发现经济社会始终强调效率问题时，又该如何计算伴随而来的人的意义感丧失及其所造成的“精神赤字”呢？吴重庆最后提到了近些年来逐渐升温的“儒学复兴”思潮，提醒我们思考这其中的意义。

黄灯：文学与文学教育如何面对青年问题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文章的作者
　　黄灯从吴重庆发言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传统”那里，揶揄自己就是那种依然喜欢追问意义的“社会主义旧人”。黄灯并不满意自己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和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她从自认为失败的求学经验出发，产生了对于当代中国学院化知识生产本身的怀疑。她以自己那篇很火的文章为例，说明正是因为文章中个人的鲜活生命经验，即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才起到了如此打动人心的作用。黄灯感叹在作为“潘晓讨论”原型之一的1980年一位女工的来信就能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而到了现在，却需要无比专业的心理测评机构才能发现一个人的心理问题。黄灯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工作，她认为文学虽无直接用处，但却是一个社会最为敏感的风向标，她同时提到，近两年来，除了《天涯》的老牌栏目“作家立场”，《十月》增加了“思想者说”栏目，广东的《作品》在2017年也拟开设思想类专栏“发现”，文学期刊栏目的调整，意味着现实对思想表达方式变化的召唤，在多年理论化包裹的表达中，经验性书写将越来越受重视并呈现其独特的认知价值。黄灯意识到，像本次文艺学沙龙这样的场合，能够让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来讨论一个彼此之间都能产生共鸣的共通性问题，正是人文思考和人文研究的应有之义。
　　那么从“潘晓讨论”联系到当下，我们在今天又该怎么面对青年问题？黄灯在大学已经教了12年书，经历了从1985至1996年各个年龄段出生的学生，她时时刻刻都在受到青年们的思想冲击。黄灯认为，作为高校教师，其实担子很重。教师应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性思考，引导学生认知现实，并增强其思考力，激发他们对公共问题的关注。面对如今笼罩性的市场逻辑和金钱逻辑，黄灯坦言，不知该向学生灌输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念。“怎么去教自己的学生？”这是她在最后留给大家的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
罗成：立足生命感觉的“文”与“艺”

　
　　在讨论尾声，罗成再次强调，“人文”的关键在于立足人的“感觉”，人文思考应当对这些真切的“痛感”、“苦恼感”给予积极关注和有效分析。罗成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文艺学”的理解与组织沙龙的初衷：既非简单学科导向的文艺理论研究，亦非表面跨学科的文化理论研究，而是试图更深导向中国传统本源意义上的“文”、“艺”之学。在贺照田强调的“文”之外，罗成特别强调了“艺”的“种植”本义与西方的Culture（耕种、文化）相通，由此“六艺”所代表的诸种创造性能力连带着对一种“完整之人”的内在丰富性理解，同时也有益于我们将身心安顿问题放回到传统脉络中加以再理解。
在他看来，本期文艺学沙龙看似是一场“跨学科”的讨论，但实际上，与会嘉宾却并非以某一“学科”代表的身份参与交流。他们的身份毋宁说是对中国当代精神伦理问题保持整体性人文关注的思考者，且在实际讨论过程中，他们都充分表现出丰富而有热度的思想力。同样地，人文研究固然需要向不同“学科”处汲取营养，但真正的人文研究者应有能力将它们有效转化、融合，带着扎根于现实与历史的生命感，带着真切关心人的反思意识，去关怀、观照我们的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