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节：

01、找到权威的专家，孩子的病就能治好吗？

02、父母的自我反省能力，对孩子的康复极其重要

前不久，我们分享了双相障碍患者伟涛的康复经历。

伟涛的病情相当严重，他不但有过典型的躁狂发作，属于典型的双相障碍Ⅰ型，他还有顽固的强迫症状，主要表现为对安全过分焦虑的强迫性思维和行为。他还伴有强迫型人格改变、偏执型人格改变，追求完美、谨小慎微，还有点自以为是。

伟涛的父母都是主任医师，他们找到了全国最好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北大六院的著名专家给儿子看病，还接受过住院治疗，但康复效果还是不理想。

可是，这么严重的病情，经过我们大约95个小时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伟涛就真正走向康复了，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撤药。现在，伟涛已经成功复学，是一名优秀的研究生，一家三口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前天，我对伟涛病情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一些值得患者家长们参考的建议。

比如，为什么孩子会出现强迫性思维，过度焦虑？

为什么孩子会出现情绪高涨、内心自大的轻躁狂/躁狂发作？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精神心理隐患容易被父母忽略？

前天的病情分析文章，很有可能可以帮助大家找到部分答案。

还有，伟涛之所以能快速、顺利地康复，他的父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他的父母究竟做了什么？

01

找到权威的专家，

孩子的病就能治好吗？

伟涛患病后，他的父母与大部分患者父母一样，先带孩子到公立大医院找权威的专家就诊。

伟涛父母当时就找了国内精神科“四大巨头”之一北大六院的专家，还利用自己的医疗资源咨询了很多其他专家，查找了很多专业信息。国内外临床中对双相障碍、强迫症的治疗方式、进展、各方式的利弊，他们都了解得比较清晰。

可是，伟涛在北大六院治疗过一段时间，甚至曾住院治疗，病情还是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也没法复学。

伟涛父母非常焦虑，而且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按照主流精神科的治疗方式的话，孩子很可能会康复得很慢，错过复学期，甚至有可能要终身服药，难以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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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伟涛的妈妈了解到了我们机构。她认真地看了很多我们的文章和视频，对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技术和理念有深入的了解。我相信，她甚至有可能在业内打听过我的经历、履历、甚至是为人。以前有些患者家长还查过我发表过的论文、接受过的采访。

一番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下来，伟涛父母觉得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技术可行，决定带儿子前来面诊，并很快就决定接受深度心理干预。当然，他们当时肯定也有“试一试”心态，但主要还是理性地做出决定。

做出了决定后，伟涛父母对我们一直都很信任和认可，我和他们的沟通非常顺畅。

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3人都是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很多问题我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很容易理解我们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认识和心理干预的模式。而且每次我对他们说伟涛的病情和深度催眠下发现的病理性记忆时，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倾听、真诚地交流。

有这种高度认可和信任度的患者家长，在临床中其实并不多见。为了深度心理干预有更好的效果，我们常常要在干预初期花费较多的时间，与患者、患者父母建立更深的信任。但对于伟涛及其父母来说，这个时间成本极低，那伟涛的干预时间自然就大大缩短了。

还有，患者的深度心理干预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像伟涛就有非常顽固的强迫性思维，催眠治疗师Lucy已经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处理了4次，虽然他的症状有所缓解，但还是容易波动，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结个人隐私和安全的问题，过度焦虑。

有一些家长会在这时候产生怀疑、犹豫，“怎么干预了这么久，孩子还是这样？”他们有可能会选择暂停心理干预。

当然，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患者和家长不是专业人士，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又与主流精神科的治疗方式有很大不同，他们有困惑是正常的。可是，如果患者和家长信任度不足，甚至暂停或中止心理干预的话，确实会在客观上对干预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可伟涛妈妈从没有产生过犹豫和怀疑，她还是一如既往积极地跟我们沟通，告诉我们伟涛的情绪变化和行为的异常，听取我们的建议，一起引导伟涛积极面对问题，继续寻找症状背后的心理创伤。

这种信任让我们感动，也激励着我们遇到心理干预中的难题时不逃避、不放弃，更加全心地付出，一定要帮助伟涛康复！这种医患双方的互相信任、认可，有利于促进良性循环，能避免很多风险，也往往能使心理干预更加高效。

终于，在伟涛一家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心理干预中的难题攻克了，伟涛真正走向了康复！

所以，希望广大父母要意识到：

当发现孩子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时，不要病急乱投医，更不要以为只要找到公立大医院的权威专家，就一定能解决孩子的问题。

当然，如果孩子病情严重，确实可以尽快带孩子找权威的精神科大夫，先判断病情，甚至可以通过药物先控制症状，避免发生悲剧。

但与此同时，家长要积极、及时地了解关于疾病的科学知识，尤其是高效而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尽快找到适合孩子的康复方案。

比如对于绝大部分患者来说，在精神科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父母也接受专业的家庭治疗，再加上运动疗法、营养疗法等等，多管齐下，有助于孩子更快地康复。

而对于考虑接受我们心理干预的患者及家长来说，希望你们能够向伟涛父母那样，对我们先有深入的了解。

如果最后决定接受干预，那最好对我们有充足的信任和认可。这能缩短深度心理干预的时长，获得更好的效果，降低患者病情波动的风险，帮助孩子更好地康复。

02

父母的自我反省能力，

对孩子的康复极其重要

伟涛能快速康复，还跟他有一个悟性很高的、很爱他和妻子的爸爸有很大关系。

我第一次与伟涛爸爸见面时，是他们一家三口首次前来面诊的时候。那时我就发现，伟涛爸爸有一点自负自大、自以为是，有偏执型人格特征。

他是主任医师，在居住所在地和所在的领域也是个专家。很多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的家长都有这种性格特点，这往往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步入社会后通过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关。

他们固执己见，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很容易对家人造成心理伤害。

果然，后来我了解到，伟涛爸爸在家庭生活中对妻子造成过很多心理创伤。在伟涛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争吵，年幼的伟涛非常害怕、甚至恐惧。孩子长大后，虽然他们的争吵少了，但两人感情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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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伟涛爸爸很爱喝酒，经常和朋友喝到深夜，甚至喝到不省人事，伟涛和奶奶、妈妈都对此非常不满，但爸爸就是不改。

催眠治疗师Lucy发现，伟涛爸爸这个问题对伟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伟涛很担心爸爸会喝出严重的身体问题，甚至会死亡，家里的顶梁柱会倒下，这导致他非常缺乏安全感。我把这些深度催眠下的发现都告诉了伟涛妈妈。

结果，有一次伟涛妈妈跟我说，她陪伴儿子接受心理干预的过程中想过自杀，“何主任，我真的有种冲动，就想爬到你们旁边的猎德大桥上跳下去！”

我吓了一大跳，连忙说，“你千万别干这个事，你要是自杀了，伟涛的干预肯定会中止，他的病情肯定会恶化，康复肯定会失败！”

我还引导她加强自我觉察，为什么想跳桥？是哪些事情激活了她过去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产生了哪些灾难化思维？

伟涛妈妈说，丈夫对自己造成过很多心理创伤，两人感情不和，婚姻质量不高，她早就想过离婚了。但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她选择了隐忍，跟丈夫将就着过。

结果，她现在发现原来儿子有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是丈夫带来的，丈夫是导致孩子患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她非常后悔，对丈夫也更加愤怒，“如果我当时离婚了，我儿子可能就不会患病！就算患病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

这些想法让伟涛妈妈非常痛苦，产生了轻生念头。她还斩钉截铁地说，“等我儿子的病治好了，我一定要跟他离婚！绝对要离婚！”

我意识到，我之前把伟涛的创伤事件告诉伟涛妈妈，其实对她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激活了以前丈夫带给她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所以她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并出现了扭曲的认知，一味自责、愤怒。

我告诉她：“伟涛妈妈，我希望你不要后悔当初的选择，你当时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啊！而且，伟涛爸爸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不是故意的。”

“后面的家庭治疗，我会要求伟涛爸爸亲自过来，跟我面对面地谈。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督促他一定要深刻地反省，重新建立跟你和伟涛的良好关系。我希望你也要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的改变让你满意，加快孩子康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他改变不大，你再理性地跟他离婚，也不迟！”

我觉得，伟涛妈妈当时很可能并不相信丈夫会“洗心革面”。但她很信任我，她也知道要以孩子的康复为重，“何主任，您放心，我听您的，我还有理性，为了我儿子，我会坚持下去的，绝不会冲动。”

伟涛妈妈还跟我说，她还有另一个想法。那么多年来，她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全心付出，也成就了丈夫的事业，但她牺牲了很多工作上提升的机会。她很想在伟涛康复后，自己的事业能迎来第二春，做出一些成绩，实现自我价值。

我非常认可她的想法。我也是大夫，我还有跨学科、创业的经历和经验。我从跨学科、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跟她探讨了一番，提供了一些建议。伟涛妈妈也非常认可。

当然，在现实情况中，她不一定会走这些方向，但我提供的建议也是一种思路上的拓展。更重要的是，这能给她带来鼓舞和期待，使她不容易失去理性，酿成悲剧。

很快，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伟涛爸爸来广州跟我见面了。

此前关于伟涛的病情和干预进度，基本上都是伟涛妈妈听了我的分析后，再打电话告诉爸爸的。在这过程中肯定丢失了不少信息，伟涛妈妈也无法像我这样讲得那么深入。

再加上她对丈夫不满，复述时很可能带有情绪，而不是有效的沟通。伟涛爸爸听了以后，可能还是对儿子患病的心理根源不够了解，不够重视。所以伟涛妈妈也总觉得，丈夫每次听完后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还是老样子。

这一次，我终于能面对面对伟涛爸爸进行家庭治疗了。

伟涛爸爸有点委屈。他对我也很信任，看了很多我们的文章，但是他说：“何主任，你经常说孩子患病之后，家长要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这些我都认可。你们的技术我也认可。”

“但是，我到底该反省什么呢？我对我儿子几乎没有打骂，我只是工作忙一些，应酬多一些，对孩子是陪得少。但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也这样啊，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能够理解伟涛爸爸的感受，很多患者父母也会有这种感觉，他们具备了自我反省的意识了，但还没有具备自我反省的能力，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这也是我坚持让伟涛爸爸亲自过来一趟的原因，不然他可能会一直都稀里糊涂的。

我把当时在深度催眠下发现的、伟涛经历过的主要创伤讲了一遍，尤其是他爸爸爱喝酒、经常喝到不省人事的事，对年幼时的伟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伟涛甚至一想起爸爸，脑海里面就有爸爸因喝酒被送进ICU，身上插满了管子，生命垂危，身边也没有妈妈陪伴和照顾的样子。这让伟涛内心恐惧得不得了。这是他容易焦虑、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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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跟他说了伟涛妈妈对他的不满、愤怒，一度想跳桥自杀，并想等到伟涛康复后就跟他离婚的事。

伟涛爸爸听完后非常震惊，对他触动很大。他从没想到自己爱喝酒，会对孩子带来这么多伤害。虽然他跟妻子的感情一般，但他也从不知道妻子内心对自己如此愤怒和失望。

最后他说，他想戒酒。

对于一个长年爱喝酒的人来说，要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根据我在成瘾疾病方面的经验，我认为伟涛爸爸虽然还达不到酒精依赖的地步，但他很可能有问题性饮酒。他想戒酒，我非常支持，也从成瘾治疗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戒酒的建议，包括如何克服心瘾。

我还告诉他，他不但要修复与孩子的关系，还要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要重新追求孩子的妈妈，修复夫妻关系，而不是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就是自己的妻子。否则，妻子很可能会离开他。

伟涛爸爸表示他一定会改，并对我表示感谢。

伟涛爸爸回去后，真的跟妻儿说要戒酒。伟涛后来看到我的时候，开心得大呼小叫：“何主任，奇迹发生了！我爸从不觉得他喝酒是个问题，现在他竟然说要戒酒！”

这位父亲的悟性很高，执行力也很强，说到做到。后来他真的戒酒了，还经常主动承担家务，对妻子很体贴，一家人非常融洽，感情很好。这对伟涛的康复来说，是强有力的积极因素，伟涛妈妈也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说，患者父亲一些比较顽固的人格异常，并不是完全无法逆转的。就算是比伟涛爸爸更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在达到一些条件时，也是有可能作出自我反省和改变的。

不过，很多家长在事业方面小有成就，按照他们的身份和社会阅历，他们确实难以轻易认同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当我们在深度催眠下找到孩子遭受过的创伤，予以高效化修复，孩子明显好转了，家长也看到效果了，这时我们再对他们进行家庭治疗、婚姻治疗，指出他们的不足，他们才更容易心服口服，做出改变，意识到自己有很大的认知边界。这是真正的心悦诚服。

因此，希望广大患者家长们要有这个强烈的意识：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康复路线，即使是以服用精神科药物为主，父母也要持续地、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的意识。

而且，家长光有自我反省的意识还不够，还得尽量寻找自己错在哪里。

家长可以多看科学家庭教育的文章、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还可以认真浏览我们的案例文章、家长指南文章，一边看一边与自己的情况对照，寻找家庭教育中的不足之处。

孩子有时候对父母的抱怨、指责，其实也是宝贵线索。如果亲子关系尚可的话，父母还可以诚恳地跟孩子交流，询问孩子。

希望伟涛的康复经历，还有最近的两篇分析，能对仍未走向康复的患者、家长有所启发，尽快找到合适的康复路线，一家人早日渡过磨难，晴日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