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古代形而上学认为是静态的，是对各种存在的抽象；海德格尔恰恰相反，认为是动态的，是使“存在者”成为“有”。

存在的形态有多种，外部物质世界的存在，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存在。这些存在只是存在物，只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存在物。海德格尔称之为“在者”。而人作为特殊的存在物，不但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且还能意识到万物的存在。人的存在被他称为“亲在”，是存在的看护者。

但人的存在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规定有两个幅度，一个是深层的、内在的本质存在，「“亲在”自由返回到这里才能获得自由」。另一个是「阻碍返回内在的规定人的存在」在这两个幅度中。前者被称为“此在”，后者被称为“共在”。

因此，人的存在模式也有两种，“本真的存在”与“非本真的存在”。所谓“本真的存在”就是“亲在”先行到死亡中去，面对死亡，把死亡作为可能性加以展开，去突显生命的意义，从而获得内在自由。而“非本真的存在”则是与此相反，不是面对死亡，而是逃避死亡沉沦到世界中。死亡在非本真的“共在”中被理解成是自身之外的客观、客体可能。

“共在”是非本真的存在，人的存在之所以愿意进入“共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是由于“亲在”为了逃避死亡，逃避本质状态，而沉沦到常人中寻求安宁。而人之所以选择“共在”去寻获安宁，愿意成为普通人，常人。是因为常人有许多功能，可以不负责，「成有功败无责，法不责众」。

进而常人也可以不必尽责，去发展个性，去与内在的、深层的、重要的自我接触。也不必为社会尽责。正因为常人功能如此重大，“亲在”选择躲入常人堆中寻求安宁。但是“亲在”一旦“沉沦”其中，常人的可爱、可诱的优点就成为问题所在。因为“共在”是一种诱惑。许给“亲在”与常人一致后可以取得一种安宁，诱使“亲在”往常人堆中奔跑。但“亲在”在常人社会中，人的个性消失了，公众的意见主宰一切。任何优秀的东西都被一声不响地压下去。于是，“亲在”在“沉沦”中等于放弃了选择个性的种种可能，等于不直面人的本真存在。

但是，“共在”的存在状态并不代表每个人的利益、观点等完全相同。于是，这里就出现了悖论。“亲在”在“共在”的诱惑下，渴望在常人堆中与众人同而获得安宁。而真正沉沦到常人中时却发现，在名、利、势等的驱使下，现实当中的各个“亲在”不尽相同，且在“共在”状态得不到安宁。表面上的同，实质上却是一场常人之间不断地相互矛盾。

于是，“烦”就在此成为人的存在状态。烦包括“烦心”与“烦神”。海德格尔认为当人的存在沉沦到日常俗世，与众人相同的“共在”状态时，首先面对物质与欲望的关系。即如何取舍外界横流的物质世界、物质利益，又如何权衡自身内在的欲望。是把物当成物来使，还是人被物所驱使；物是人的工具，还是人成了物的工具等等，人陷入了烦心状态。人与物的关系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当人在烦心中而不能抽身而退时，人与人的关系就更复杂。

这时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相互算计就突显出来。于是人又处于烦神的存在状态。烦是人的存在状态，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烦心、烦神状态。是“亲在”向外寻找一份安宁，却又不得安宁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逼迫“亲在”进行对意义的追问。因为“亲在”在“共在”的状态中谋划着他们所烦心又烦神的功名利禄时，这些无限的东西对终有一死的有限生命来说意义在哪里。

对意义的追问，即追求的这些短暂东西的意义在哪里？人的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当人的存在在“共在”中去谋划时，生命却寻不到生之可以为生的意义所在。海德格尔把人的这种状态称为“无家可归的状态”。“畏”是这种存在状态的基本情绪。“亲在”在世必然是畏的状态。畏是被抛到这个世界，而又找不到意义归宿产生的恐惧。人一被抛到这个世界，畏已经展开。因为人面对的世界是“亲在”不知的世界，“亲在”处于无知的状态。于是茫然失据而惶惶不可终日，使“亲在”产生“不在家”的状态。然而畏还是不断地逼近，逼迫“亲在”去寻找可以为之安之乐命的价值意义所在。

外在的物质、名利已经在烦的沉沦中失去了作为人生的最后依据。而内在求索，能作为终极价值，可以为生之为生的最后目的，排除一切不可排除，剩下的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可能性——死。

于是，畏的追逼，又是死的追逼。因为人是走向死的存在，死随人的生命展开时就开始追逼，死才是最后的价值所在。人的存在是死的追逼过程，就是人的存在趋向死亡的过程。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趋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