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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一个台湾咨询师眼中的大陆心理咨询和治疗

2019-06-14 08:44 作者:王浩威 阅读:

业内|一个台湾咨询师眼中的大陆心理咨询和治疗
 01 

 

刚刚主持人介绍我为台湾心理学界的“总舵主”,这个称呼刚开始是大陆一些机构宣传时用的,从此就这样被误用。其实,我这样的辈分在台湾很普遍,被称为“总舵主”很奇怪。

 

在台湾,很多心理治疗界特别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心理工作者,几乎都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扎实地做自己的学问、好好读书思考、在自己的诊疗室里跟来访者相处、被分析等,大部分都对来大陆讲课不太感兴趣。

 

台湾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学习过程跟大陆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精神病患者被相当不人道地收容——用笼子关着、铁铐拷着,那时,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慢性精神病病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才慢慢改善。我的老师和师兄们,是第一批投入这种被不人道对待的精神病患者者的救世中,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治疗改得现代化。

 

1987年我进入精神科工作,那时的台湾政府鼓励精神科医师去开疗养院,但几年就饱和了。我们比较幸运,开始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性疾病、躁郁症等传统精神病人(或疯子),转向一般的抑郁、焦虑等神经症病人。治疗这些病人可以更加接近人性,这并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等严重的精神病没有人性,而是他们好像旅行到另外一个更遥远的地方,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到达他们那个世界,而对焦虑、抑郁和强迫等神经症病人,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去共情、了解甚至改变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帮助这些病患,心理治疗自然就开始了。

 

大陆和台湾心理治疗的开始相当不同。大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心理学开放以后,慢慢地进来几路人马,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也有李中莹和钟文鑫教授来这里授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德班。有了中德班以后,各国专业人员开始进入国内。没多久,整个中国经济起飞了,从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变成一个富裕的市场,各国专家更有动机来大陆讲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联合国的一份子,台湾的心理治疗变成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1978年以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三世界——欧洲跟美国之外——找了大概10个地方作为心理卫生试验地,包括菲律宾、台湾、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当时菲律宾政局不稳,联合国投入的资源很快就被破坏了,并没有累积下来。台湾光复以后,因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我的老师林忠义、陈珠樟等几个本国籍教授,都到以哈佛为主的地方学习。

 

20世纪50年代的哈佛以精神分析和社区精神医学为主,他们到哈佛学习精神动力心理治疗、社区精神医学和流行病学,在这批第一代老师的影响下,台湾精神医学界有了心理治疗的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发明了精神病药物,哈佛这些地方不再以动力性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为主,而是被生物或药物精神医学所取代。

 

以台湾临床心理学祖师爷柯永河教授为首的一批老师是第一波种子,也是政策的受惠者,他们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做心理动力学的教学,将相关专业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弟子,维持一种信任、共享和提拔后进的状态,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钟文星教授到哈佛接受了完整的住院医师和心理治疗的训练,这是台湾心理治疗发展的高峰,但遗憾的是,钟文鑫教授回台湾不久就移民到了美国,台湾也因此断了一个传承。即便如此,心理治疗在台湾还是埋下了基础。在当时,药物精神医学是主流,大家迫切地想要帮助被手撩和脚撩拷起来的精神病患,所以心理治疗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因为认知行为治疗轻薄、短快的特点,几乎所有住院医师,以及心理系、咨商和临床心理系都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认知行为治疗开始被大量应用;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不同于大陆的街坊邻里,台湾的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家庭,于是家庭治疗开始盛行。由此可见,精神医学或心理学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社工界是以家庭治疗为主。

 

1987年,我到台大医院当精神科住院医师的时候,跟资深的社工师学习了家庭治疗,跟临床心理系的吴英章教授和李林英教授学习了认知行为治疗,跟陈珠樟教授和林倩教授学习了动力心理治疗。

 

陈珠璋和林倩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到哈佛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中心的自我心理学,也就是从弗洛伊德传承下来的经典心理学,即古典心理学。从20世纪60年代到我开始工作的80年代,期间有很多演化,导致这些知识没有被引进台湾,因此,我们这一代住院医师和心理师开始对心理治疗有了迫切的需要。

 

随后,拉康的知识随着批判思潮被引进台湾,为了读拉康的文章,我自己虽然学习了一年半的法文,但是夹杂在语言学、哲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读起来还是非常吃力,而且拉康的理念离我的临床太遥远,所以没有多久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发现了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来自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被肯伯格等人引进美国,当时台湾的思想界流行拉康,所以知道客体关系的人非常少。于是,我们一边跟着陈珠璋教授做欧文·亚隆的动力团体治疗,一边自己慢慢摸索着学习客体关系理论。

 

 

 02 

 

老师们获得一个学习的机会,是社会集体资源的受益者,他们将知识传递给我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那时,我每个星期都接受XXX教授的1个小时督导。他一年陪我50多个礼拜,一共督导我100多个小时,我从来没想过支付他一分钱,我唯一要履行的义务,就是把我跟来访者的对话写成手稿。

 

我有一个朋友被大陆邀请来讲课,主办单位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一个小时320元(台湾教师的学费是一个小时新台币1600元,人民币320元),再加上住宿费和飞机票就可以了。那时工作坊一共有80多人,一人一天居然收1000块左右,这让他很讶异。后来主办方解释说,收费太低,大家会不知道他的重要性,怕没人来听,他哑口无言。最后,虽然主办方给他一天5000块的酬劳,但他仍觉得相当困惑和愤怒,决定不再去大陆讲课,因为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有价位的商品。

 

心理治疗在台湾一直都没有进入一种商品化或市场化的状态,虽然参加心理治疗工作坊也要付费,但那属于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你愿意投入我才愿意督导。虽然很多治疗师给大陆的学生做督导和分析体验,但是他们没有兴趣来大陆上课,只是因为我来上课,才被误称为“总舵主”,这是过度称赞,我要特别澄清一下。

 

台湾的治疗师很难理解大陆心理治疗的商品化,虽然台湾的心理治疗也收费,但收费的根本目的在于真正解决来访者的问题,而不是做专业训练。台湾的专业训练成本并不高,这些年也越来越上轨道。住院医师在训练里面至少要完成 300小时以上的治疗;心理师通常要完成三年到三年半的硕士学习、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实习,在一年的实习里,必须接待很多来访者,学校也会提供扎实的督导,看着学生一边做治疗一边修正,这样一年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空间做个案,例如学校的辅导中心;精神科医师有更多接个案的机会,医院也提供督导。

 

在台湾,成为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师之后,对精神分析、团体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或家庭治疗的进一步训练需要付费,但并不是你付费就可以听课,还需要更多资格的考量,如果不能通过考量,就只能停在这里不能继续上升。

 

你有没有能力解决来访者的困扰、来访者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你能否对他共情、你能不能理解来访者的需求,这些能力在心理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来访者觉得被理解并且也愿意理解你所描述的情况,他才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接受治疗,治疗才能得以展开。

 

台湾的心理治疗师关注的是解决来访者的问题,而不是要学多少学问去外面讲课。很多功力比我好、训练比我完整的治疗师对讲课都没有兴趣,他们的兴趣是做个人分析、个人治疗、为病人提供心理治疗、带学生,看学生怎样做个案,然后督导、训练他们。

 

大陆心理治疗的需求突然出现,然后大爆发,这让我非常困惑。“二战期间”,欧美国家的人在战争时没时间生小孩,小孩突然间生出来被称为baby boom——婴儿潮,大陆的心理治疗好像也是突然生出来的,香港大学的黄轩因教授曾把这种现象形容为psycho-boom——心理潮。

 

在台湾,我们必须自己主动掏腰包去学习,可是在大陆不一样:大陆心理治疗的开始相当理想,因为中德班的老师相当付出,他们只有相当微薄的酬劳——只是为了让大陆有更多心理治疗的机会。很可惜的是,这样的奉献精神很快就被中国经济的制约化和市场化冲散了,心理治疗不可避免地卷入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中。

 

我看到一些文章,前世界银行总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去世的杨小凯、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教授,以及更年轻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他们都对中国经济迅速出现的商品化、市场化发展趋向有一些顾虑。

 

台湾虽然也经历了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把所有一切都资本化、商品化。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付出几乎是所有中层阶级共同的社会责任,有一个互助的概念支撑着这种表面自由化的资本发展。台湾还有一个浓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就是对教育和医疗保持着社会公平和资源共享的态度。

 

 

 03 

 

我喜欢心理治疗,除了在台大做督导教学以外,我自己还经营一个开放性的精神病病房,以治疗重度抑郁和边缘性人格病患为主。如果大家照顾过这样的病患,就会知道它的困难度。在华人世界,我是第一个以边缘性人格病患为主的治疗师,那段经历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虽然我对边缘性人格的治疗相当熟悉,做过不少个别治疗和连续性的团体治疗,但是从来没做过病房工作。开始负责这个病房的时候我很清楚,为边缘性人格病患做治疗,我一个人远远不够,还需要整个病房的人都会做。

 

那时候,作为主管病房的大夫,我要教护理人员、社工人员和住院医师有关精神分析的知识,团队里不管是护士、社工还是精神科医师,都要有能力对边缘性人格做个别治疗。这让我得到很多好处——团队经营、维持沟通和士气鼓舞,但就是没有金钱。我不知道后来我的团队里面有多少人从事心理治疗行业,但我相信这些观念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他们跟我学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不会想到督导一个小时要收多少钱,不给我钱我就不教你这种情况。

 

我当然相信,现在大陆很多档次很高的大腕,也愿意这样默默付出地带学生,但让我比较遗憾的是,大陆心理学突然大爆炸的这种速度产生的效应让人困扰,老师变得很罕见也很稀有。台湾的心理治疗经验像手工艺,从无到有,至少要三年到六年的学习时间。社工、精神科护理、心理治疗师,广义的共同名字叫做助人工作者,通过谈话和社会资源整合来帮助别人,既然是助人,就不是商品。

 

大陆的需求太多、变化太大,这种状态不是一般的发展可以比拟的,所以台湾的经验不适用于大陆这种大量需求猛然出现的状态,缓不济急。这样的情形太迫切,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跟着经济发展一起前进,前进的方式就是市场化跟商品化。但是,当一切都商品化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就会陷入一种新的贫困。林毅夫跟张维迎两位教授也在不断辩论,中国的发展到底应该怎么做,他们虽然讲的是经济发展,但是心理治疗也是同样的状况:中国心理治疗到底应该往哪边走。

 

(我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来大陆玩,让我最压抑的事是公共设施要收费。在台湾、日本、欧洲甚至美国等国家,公共设施是给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人民可以理所当然地使用。)

 

心理治疗从高到低分为很多门槛。有些病理状态很严重、不稳定、甚至有特殊人格结构的来访者,治疗他们的难度太高,住院医师没办法治疗,所以我决定在每天下班之后,再做3个个案,一直到七八点钟才离开单位。这样,一个星期可以维持15个小时左右的个案量。台湾大学医院是台北市最好的医院,医院有很多达官贵人的请托,所以我的15个小时几乎都被达官贵人占据了,还要抽出时间来写SCI论文,于是我决定离开医院,开设自己的自费心理治疗诊所。但我对开设心理诊所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能不能维持,二是担心能否不只为有钱人服务。

 

我当年有机会参加了台湾第一批完整的儿童精神科训练,跟密西根大学的蔡一舟教授回台湾时,他再三警告我说,我们学儿童精神医学,千万不要成为有钱人的帮佣,只看有钱人家的孩子。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应该更宽广,不要只给付得起钱的人做治疗。现在,我每周用4天的时间做门诊,另外2天做非盈利服务,比如参加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家庭暴力在当时是个热门话题,很多女性心理专业人员关爱受暴的女性,忽略了施暴的男性,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丈夫也是病人,他们也需要心理咨询,所以我在这方面投入了一部分心力。

 

我对青少年这个议题相当有兴趣,无论在台湾还是国内,甚至是全世界,青少年问题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都相当不足,所以要找到一个专业的青少年心理治疗师很不容易。因此,每当中学或大学有个案希望我去督导的时候,即便只有微薄的酬劳,我也会去,学校的家长会我也尽可能参加,因为家长永远都是焦虑的,他们需要很多支持。

 

我每周用4天的时间赚钱为自己糊口,2天的时间维持社会奉献的精神,做公益事业。我很幸运,一直到今天我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私人诊所。

 

 

 04 

 

大陆的心理治疗被商品化以后,不仅获得心理治疗变得不易,连学习也变得困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台湾,很多新手治疗师,可以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里面获得个案,包括家暴、行为偏差的青少年、学校里面需要协助的个案等,这些都是新手学习的资源。每个新手治疗师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督导,虽然他们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个案比在诊所接待的更困难、更吃力,个案被耽搁,或者对这个行业失去信心等,但大致来说起步还是不错的。

 

反观大陆目前的状况,很多心理治疗的学习相当昂贵,而且没有操练的机会,即使有也因为太昂贵而没办法找到足够好的督导。一批又一批人热情地投入进去,却没有一个顺利学习的过程,所以在大陆想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治疗师,比台湾困难好几倍。

 

无论是心理学知识还是医学知识,只要带一点科学的知识,在大陆都很容易变得商品化,不像在台湾,这些知识是理所当然地共享的:医疗机构有责任教民众知道最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正确的医疗知识,心理学界也都很主动地让心理学变得普及。前几年,在台湾发生的震惊社会的随意杀人案,当它发生的时候,各大媒体纷纷讨论这个人的个性、家庭出身以及杀人的原因,这些讨论都属于心理学范畴。心理学知识在台湾相当普及,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遇到心理问题都会求助心理专业人员,而是说他们知道怎样帮助自己。

 

台湾的张玉林教授调查过,大部分民众遇到心理问题时,第一是寻求宗教,第二是寻求亲戚朋友,第三是夜读。即便这三种方法能够解决至少70%~80%的心理问题,但剩下的心理问题也足够专业人员忙的,所以对专业人员的培养,无论怎样都不够。台湾的培训,不是看你是否有钱,而是看你投入的心力和资质,有没有想帮助人的气度以及对人的敏感性。台湾社会底层的心理问题比中产阶级要复杂很多,需要相当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才能处理,这就导致了资源不足。台湾心理工作者的社会理想比一般社会民众高,他们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面对来访者的时候,他们知道该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困扰于咨询流派的选择。

 

商品化产生庞大的产业,所有的产业都有上游和下游,这样的上游和下游可以形成一个生物链,一环扣一环,一环吃一环,一环养一环。在大陆讲课的时候,我常被介绍为大咖、大腕、总舵主,这些充满品牌效应的名词让人很困惑——心理学家为什么变成一种品牌?虽然我常在大陆讲课,但是我很少荒废自己的个案,每个礼拜都维持着30~50个个案量。讲课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是对社会、对我的老师的一点回报。

 

如果我们从事心理治疗是希望赚大钱,那就完全走错了路。理论上来说,心理治疗就像手工艺,要享受精工细作,并且沉溺其中。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一生能深入治疗的来访者并不多,对来访者的改善所花的心血和时间,是没办法用金钱来计较换算的,所以,心理治疗需要有这种匠人的精神。

 

我们做这行,幸运的是能够看到来访者的生命故事和生命经历,学到很多不必付出代价就可以拥有的生命智慧,但不幸的是需要经历很多诱惑。例如,很多来访者生活得很富贵,这种富贵的生活在无意识中会勾起我们的反移情——既然我(咨询师)是优越于他的,那么我也应该比他更有资格过这样富贵的生活。如果真的要过富贵的生活,当初就不应该从事手工艺(心理治疗),而是成为一个拥有大量生产线的工厂经理。

 

心理治疗是一门手工艺,最大的收获不是金钱,而是像工匠一样,在每一件作品的雕琢中找到感觉和创造力。心理治疗工作者应该是社会的基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有你的存在开始安稳。我们做的不只是心理治疗,更多的是一种让社会安静和进步的力量。当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如你一样的人,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变得更好。

 

很多大陆的心理治疗工作者比台湾做的好,例如,他们开始对从西方移植进来的整个知识体系产生质疑,贾晓明教授写的《精神分析培训在中国——文化殖民与文化适应》,就是她反思的一部分。心理学中有一种个人主义,即一切以个人优先、个人主义才是崇高的,集体主义是卑下的。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价值观照单全收,那么就等于承认中国民族或亚洲民族是比较卑下的名族。因此,我们要顺着社会结构,从自己的民族、社会和个人关系里重新发展一种心理治疗,用批判的态度接受西方心理治疗。

 

现在,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临床中做实验,尽管中国文化在台湾很活络,但在心理学领域是一个禁地。像刘天君、马宏伟、申荷永老师等,他们都将传统文化和心理治疗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

 

心理治疗界普遍有一群人对这个社会有一种情怀,即想通过心理学或心理治疗的手段来帮助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创造好的心理学环境,就可能创造好的社会。例如,于欣老师本来是生物精神医学教授,但他却特别支持心理治疗。又如,怎样让心理治疗更符合社会的需要,是赵旭东老师永远没办法放弃的情怀。这些老师的情怀,都应该被我们重视。虽然台湾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但大陆所展现的深度、力道以及敏感度要远高于台湾,希望大陆在这方面可以很快发展,让台湾得以借鉴。

 

 

 05 

 

我们学习心理学,如果希望掌握社会趋势和掌控人,从中获利,那么在从事企业管理、广告、工商相关的活动时,心理学是可以发挥很大效用的。如果只是为了帮助人,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以有限的收入过一生吗?你可以在治疗当中找到成就感和愉悦感吗?你可以找到不需要金钱就能拥有自己品位的生活态度吗?

 

过去,人们可以从大型家族和传统的社区获得帮助,现如今,大型家族和传统社区不见了,社会结构开始松动,人们需要借助西方和本土心理学知识来解决问题。我们从事这一行,需要思考到底能不能帮助那些受苦的人,这些苦不是经济或灾难问题导致的,而是心理问题导致的。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而且他们也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这样心理治疗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立的行业。

 

时尚会随着时间消失,所以心理治疗不是流行时尚,也不是一种时髦的商品,而是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业,是这个社会的一环:一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要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相信心理治疗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不管是社会的领导者还是社会结构的设计者,都明白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搭建社会蓝图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被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虽然我们赚的钱不多,也没有办法的像商人那样大富大贵,但我们享受着人生智慧和乐趣,对生命维持着一种有感觉、有创造力的状态,这些都不是从事其他行业能获得的。

 

心理学究竟是要什么、人们为什么需要心理治疗,以及社会的整个架构为什么需要心理学,考虑好这三个问题,心理治疗才能成为一种必要的存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流行的泡沫化。我们要把握好机会,增强实力,练好临床功夫,把所有的来访者当做最好的学习对象,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专业,这是两岸目前需要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整个社会越来越资本主义化的当下,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几乎是唯一一种让自己发生影响力的办法,所以我向来不会抗拒自己成为商品,只是在成为商品的时候要维持自觉,觉察自我主体性是不是被扭曲异化、是否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主体性,这是大家需要共勉的。

 

【本文整理自王浩威老师在开森心理主讲的同名公开课,涉及人名或有错误,欢迎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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