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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佛教是如何败坏和堕落的?

2018-12-27 08:32 作者:李利安 阅读:

当代佛教是如何败坏和堕落的?

  佛教是中国典型的传统宗教,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佛教领域存在的问题既是复杂的,也是严峻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日益尖锐。

21世纪传统佛教已经彻底走进末路,而从19世纪就开始的佛教转型依然在痛苦的摸索中徘徊。如何突破这种困局而引领中国佛教走向适应现代社会、适应现代生活、适应现代文化、适应现代全球潮流,这是传统佛教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体上来看,目前大陆佛教在传统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绝大部分佛教活动场所内依然以变型的传统管理体制为主导,与现代管理体制与现代管理理念存在很大差距。大陆目前的一些寺院,核心领导人员忙碌不堪,辛勤不已,而其他人员闲散无事,这样的状况既无法保证寺院管理的精细与到位,也难以保证民主监督与事务的公正,沉稳的优势走向了沉闷,秩序的优势转变成呆滞,缺乏活力,缺乏凝聚,缺乏进取的动力。如何激活寺院体制,在充分尊重和发挥主要领导宗教权威与组织权威的基础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种人事力量,形成凝聚而有序、精炼而有效的管理体制,这是目前中国大陆很多佛教寺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2、以寺院为主、以自修为基础的封闭性很强的修行体制,形成山门内外两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状态,减弱了宗教职业人员的社会感染力和佛教文化的魅力彰显。主流的佛教修行体系由寺院来承载,由僧人来承担,难以在社会领域推广,而社会生活领域的主流修行方法又与寺院保持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初入佛门或有意接触佛法的人来说,庄严肃穆而神秘莫测、念念有词而不知所云,这成为社会大众对佛教修行与法事的基本评定。与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伊斯兰教相比,佛教寺院在修行生活化、简易化、大众化并因此而引导民众信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4、出家制度的制约,将很多有学之士挡在门外,阻碍了人才的涌现。出家制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以僧装、素食、独身为基本标志的僧团生活模式;一是僧人独占的寺院生活模式。前者限制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僧团体系,后者限制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寺院体制之内。这样一来,很多地方便出现寺院无僧或者很多寺院严重缺乏僧人,而很多寺院在僧人匮乏情况下宁抱残守缺也不吸引居士介入。这当然是传统的体制所规定的,但这种正统的体制在当今不见得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佛教要真正的焕发活力,出家制度的逐步改革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选择。在这方面,泰国、日本、欧美的当代佛教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为我们提供经验的借鉴。当然,在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应该慎重而行。

5、传统的师徒理念从修行范畴扩展到管理体制,导致人才来源范围狭小。有些富有管理经验并具有资历与威望的僧人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劳心费力,影响修行,长此以往,得不偿失,到头来苦不堪言。而原本限定于修学范畴的师徒关系也因为法统或其他原因而变成了寺院权利的继承关系,子孙庙虽然在减少,而子孙庙的习气却在蔓延。这种情况同时因为政府权力的介入而变得格外复杂,当这种权力介入是在公正和法制轨道下推进时,就会显示出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反之,问题更加趋于晦涩阴暗。

6、寺院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在很多地方往往容易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寺院往往被商业、金钱所腐蚀,另外则是破败冷清的寺院难以接引信众。很多有钱的寺院,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大型寺院,经济实力极其雄厚,僧人们不得不忙于应付各种与收入相关的事务,寺院如同工厂或商场,一天到晚就在这种机器般的运作之中,辛勤烦乱,忙碌不堪。而有钱之后,难免财大气粗,抵御铜臭已经成了十分艰难的事情。而很多贫穷寺院却相当艰辛,惨淡自守,难以形成接引和指导信众的基地。

7、很多宗教职业人员缺乏感召力,起不到弘扬佛法、凝聚信众、指导修行的作用。中国佛教协会一直在强调道风建设,也一直在加强僧才培养,但戒律松弛,学识贫乏,道行不足的僧人依然广泛存在。有人说,目前出家僧人的素质普遍低于在家人,这种情况若不改观,僧团则难堪重任。这种观点尽管有点危言耸听,但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当然,我们可喜地看到,目前僧人的素质问题已经引起佛教界和政府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僧才已经脱颖而出,未来的形势将会不断改观。

上述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目前国家一直强调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往往流于形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应该是引导传统宗教与现代社会接轨,而且不能仅仅认为是政治层面的接轨,还应该或者说更应该与现代生活接轨。西方的基督教与现代社会已经很好的接轨了,而佛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传统宗教的各种权益也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要改变佛教领域出现的看似政策宽松实则限制重重的局面。

第二,信仰消费乱象频生,精神产品价格失常现象严重。

近年来,中国大陆佛教领域出现信仰消费混乱与精神产品的价格失常现象,表现在新年头柱香抢购、新年钟声拍卖、寺院高价门票、诱导下的非自愿性捐献、随处功德箱、诱骗乃至恐吓性的抽签算卦与消灾等,这些乱象都严重地丑化和消减了宗教的神圣性,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宗教信仰是人性的必然需求,所以自古至今宗教信仰源源不断。这种需求必然伴随着钱财供奉、法物运用、场馆建设、神职人员的生活维持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行为的现象,于是出现了信仰的产品化倾向,从而出现信仰产品的消费现象。寺院和法师个人的各种经济收入其实都属于信徒消费信仰产品之后的付出,功德箱的布施、建寺的捐献、对信徒来讲的寺院门票、给师父个人的供养、放生的花费、朝山拜佛等则都属于信仰消费。信仰产品属于一种精神产品,难以定价。不过难以定价并不意味着漫天要价。头柱香、新年钟声拍卖应该取消,过分诱导的功德捐助应该及时调整,诱骗性尤其是恐吓性促销必须受到严厉打击,除了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之外,寺院门票应该分步骤逐渐取消,功德箱数量应该予以限制。

第三,佛教场所功能异化现象十分严重。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很多寺院成为纯粹的旅游观光场所,甚至是商业场所,尤其是那些被旅游部门强行圈占的寺院,一般都是高额门票,商业化浊浪滔天,严重冲击着宗教的本位。佛教寺院的功能可主要划分为宗教性与世俗性两种。宗教性主要指信仰的皈依处,感情的寄托处,宗教的体验处,解脱的修证处。从信徒的角度来讲,就是出家人的清修之地和在家信徒过宗教生活之地。总之就是一个宗教的场所,要以宗教为本位,它体现的是神圣性、超越性;世俗性包括文化性、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是宗教场所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部分,如寺院的书画展览、旅游观光、经济开发、商业活动、文艺武术等。宗教性是本,世俗性是末;宗教性是内核,世俗性是外显。本末不可倒置,内外结合最佳,凡圣统一的寺院才是现代佛教的特色。寺院本位回归存在什么问题?寺院本位回归的路还有多远?这是这个时代发出的强劲疑问。我认为应该分层分区进行,寺院周边可以开设商业活动,寺院内部要严格保持清修道场的定位,仅供信教群众从事宗教活动,除了个别影响极大的文物单位之外,一般都应该限制非信徒的游客。

第四,佛教文化资源开发乱象频生。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很多佛教文化资源开发项目既没有对文化资源进行准确而深刻的论证和把握,也没有注重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急功近利,盲目自大,目光短浅,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布局,往往流于庸俗,甚至主动或被动地沦落为金钱的奴婢,清净而神圣的道场成为喧嚣而功利的商场。佛教在中国已经流传两千多年,形成极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当然是一种文化资源。凡是资源都可以成为经济开发的要素。历史上佛教文化的很多方面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充当着经济开发的要素。在以GDP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时代,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导致对各种资源的疯狂扑食,佛道教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神圣性感召力的文化资源当然更是首当其冲。于是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式的开发,寺院成为金钱的奴婢,佛法成为金钱的工具,僧人成为金钱的侍者,法事成为表演,讲经成为艺术,殿堂成为景点,圣物成为商品,圣地成为公司,甚至出现假僧、假庙、假法事,一些地方依靠强大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而强迫具有神圣性资源的寺院加入公司化运行的战车,于是出现了被上市、被公司、被一体化、被旅游等践踏佛教信仰、侵犯佛教利益、玷污佛教形象的商业化现象,导致佛教的庸俗化,而在经济开发大潮下的“佛教活动”往往变成表演的神圣,以假充真,严重败坏了佛教的声誉。同时,很多地方的佛教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一些地方的佛教文化资源定位失误,从而使文化资源的作用没有得到好的利用。这种情况,就属于文化资源的水土流失或过度开垦。以陕西省为例,陕西历史文化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中的皇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佛道教文化。陕西的皇家文化在古今关系、形神关系、雅俗关系、圣凡关系、天人关系等五个方面存在严重缺憾,而陕西的佛教文化刚好可以弥补这五项不足,尤其是终南山的佛道教文化,可以在陕西文化资源开发中发挥无与伦比的作用。可是终南山却被定为为“西安后花园”、“山水秦岭”,只重视自然资源是短视与肤浅的,必然导致佛教文化资源的水土流失与人为破坏。

第五,佛教团体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

表现在合法宗教组织的官办性质太浓,脱离一般信教群众,无根性极强,缺乏感召力和凝聚力,所以必然出现功能受限与功能异化,尤其表现在联系信教群众的功能非常微弱,其他功能也多有不力;而且这些宗教组织缺乏活力,软弱松散,如果会长不重视,很多情况下仅仅相当于维持会的角色,宗教团体本有的使命就很难完成。同时,这些宗教团体受到的控制与约束太多,加之基础条件差,经费严重不足,作用的发挥是困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民间准佛教组织的兴起将势不可挡。陕西佛教团体近年来组织能力得到不断加强,这与主要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可的。

第六,佛教的信仰资源被无限放大和非宗教性利用问题十分普遍。

突出表现在舍利热方面。目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舍利,除了法门寺和北京灵光寺之外,山东兖州、山东汶上、山西应县、广州、南京、成都、太原等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舍利,山东汶上和南京等地对当地发现的舍利大肆炒作,甚至因此要打造世界佛都,建立世界佛教朝拜中心等,这种定位有些过头了。其实这都属于对佛教信仰资源的无限放大,其真实目的是利用佛教信仰资源实现经济或其他社会性目的,表面上看是对佛教信仰资源的重视,实际上对佛教信仰具有多重影响,如果处理不当,长远来讲不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法门寺佛指舍利历史悠久,文化地位与当今价值无与伦比,保护和彰显这种资源是应该的,但法门寺舍利文化资源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在理解信仰、尊重信仰的前提下,抑制功利思维,彰显文化的情怀,回归宗教圣地的本位,这是值得痛下决心来果断面对的当务之急。

第七,佛教事务管理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

大陆的佛教事务管理主要是由佛教寺院和僧团、各级佛教团体、各级政府的佛教事务管理等三方来完成的。这三者各自的责权范围以及三者之间在管理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现在实际上还是很不清晰。最突出的问题是三者之间存在着缺乏密切配合和彼此呼应的问题。由于三者在管理方面的权限与责任不是十分清晰明了,所以导致该管的管理不到位,而不该管的却过分干涉等问题。这都需要认真考察思索,逐步调整。当然,更多地是与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生态环境相关的,不是学者或某一级政府或某些领导所能解决的。

第八,在佛教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大陆目前也有一些热点问题。

例如,佛教教化作用不力,社会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佛教慈善不到位等。佛教本来是以启迪智慧、净化人心为宗旨的,历史上佛教曾经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教化途径之一。但是因为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打击,中国社会的教化手段基本变成以政治为主导的形态,佛教在精神抚慰、人心净化、智慧启迪方面的作用也远不如以前那么有力。近年来虽然佛教寺院得到恢复,佛教经济不断强大,佛教团体也纷纷建立,但佛教的教化作用却恢复得非常缓慢。这固然有国家政策与体制方面的原因,但佛教自身的固有体制与传统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佛教教化作用的发挥。再从佛教的社会参与来看,东南亚国家兴起了参与佛教,我们号称正在推广人间佛教。但参与佛教是直接倡导佛教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至于是保持神圣性资源来参与,还是以世俗化形象来参与,并不是考虑的重点,而人间佛教只是注重去神圣化的,力图调整佛教信仰的旨趣,而信仰旨趣调整后,是否积极投身社会的改良与民众的教化,那好像不是重点,至少不是第一步的工作。侧重点不同,导致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中国大陆佛教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参与都显得十分薄弱,例如在社会事务方面,名义性的表态与出席不少,但实质性的介入不多,很难形成自己独立而有力的声音。

现在华人佛教圈内还出现了一些很有个性的佛教运动或新兴流派,例如前些年台湾李元松的现代禅,耕耘法师的安详禅,至今依然盛行于大陆的净慧法师的生活禅等。李元松的现代禅通俗而活泼,生活化极强,在去神圣化的方面也很明显,完全是一种拥抱人间的姿态。但是在他得了癌症之后,他转而皈依了净土宗,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遵行他的教导,坚持念佛,不再学禅了。这给我们以警示,禅是有大慧根的人经历了多劫之后才能悟到的,一般人是否能通过学禅来达到最终的解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从人性角度反思禅到底有何种以及多大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些作用。净慧法师倡导的生活禅近年来在佛教界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净慧法师本人超群的学识和品德,他的感召力很强,所以生活禅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响应。但生活禅本身也值得从佛学理论方面展开深入、细致、全面探讨。同样的理论问题还有禅净关系问题,佛教的现代性问题,民间佛教与精英佛教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以上对佛教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肯定还会有很多遗漏,同时一些看法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佛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宗教,自古以来在社会中的存在就以十分复杂多样的姿态呈现出来,今天的中国佛教依然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进行观察,其角度可以有很多,立场也可以有不同,所以得出的观点当然也一定会有很多差异。笔者的观点可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得到高僧大德和各级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的批评。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中国大陆佛教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回避;第二,中国大陆佛教存在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理性而中立的研究;第三,中国大陆佛教的问题必须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解决,其中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应对途径。第四,关注当代大陆佛教热点问题是促进佛教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宗教学不断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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