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产生离不开人的生命体验。人既非神又非物，但人有物性又超越物性，人非神又具有神性。灵魂与肉体、生与死、命运与偶然等人生的二重性，呈现了生命个体有限性与无限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二重性。德国神学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认为，面对“空虚和无意义的忧惧”、“罪过和谴责的忧惧”、“命运和死亡的忧惧”和“生存的失望”等四个方面人类生存的终极困惑，人类必须寻求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和终极依据。

一、哲学与生命体验

生命的体验，尤其是生命的二重性的体验，既是哲学思考的起源，也是哲学思考的核心内容。人是一个生命，人是一个灵明，人是一个有灵的生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礼记·礼运》）宗教、哲学、神学就是围绕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和终极依据而进行的精神活动和形上探求。

生命体验首先是灵魂与肉体的体验。在中国哲学史上，身心不二，身与心的关系和谐平衡，但在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一直笼罩着整个西方哲学史。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从康德、黑格尔到尼采、海德格尔，始终无法突破二元论、“两个世界”的思维定势。由于二元论思维之下“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尖锐对立，身与心、灵与肉恰恰处于高度紧张的冲突之中，而这正形成了哲学的起源，催生了哲学的萌芽。雅斯贝尔斯说：“应当从惊异、怀疑、以及被抛弃感中去追寻哲学的根源。在任何情况下，哲学都开始于心灵的内在骚动，正是这种内心骚动决定着哲学所追寻的目的。”[1]人生充满了二重性。生与死，灵与肉，爱与恨，情与仇，短暂与永恒，创造与毁灭，常使生命个体陷入孤独和沉思。在灵魂和肉体的交战中，在人与神的交流时，一位古代圣徒这样自我拷问：“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身体呢？”（《罗马书第七章》）

仰望璀璨的星空，面对在广袤的宇宙，在永恒的上帝面前，个体会感觉到短暂、有限、渺小、可悲。“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愚昧之中。正像我不知道从何处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往何去；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的归于乌有，或者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手中……”[2]所以要寻求无限，寻求绝对，走向无限绝对的上帝。世事变幻，性命无常，天意难料，近代中国最富宗教情怀的伟大作家曹雪芹如此悲叹：“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思想是思想，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痛苦的不仅是思想，比思想更痛苦的是生活本身。理解宇宙人生真相难，而亲自体验和面对宇宙人生真相更难。“人对于生与死，只要亲眼看见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即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3]所以，意识到生命的软弱，感受到人生的孤独，必然要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寻找克服软弱和孤独的智慧。

生命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生的深刻矛盾。人既是一个经验性存在，同时也是一个超越性存在。人存在的意义在于超越。人一边漂泊在事实世界中，一边又追求着意义世界，苦苦地眺望着超越的可能。

生命体验最重要、最震撼心灵的是生命与死亡的体验。人生短暂，人生每一刻都可能面对死亡。“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死亡结束生命，终止生命，同时死亡又突出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结束。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真正的生。学习研究哲学，就是学习研究怎样去活和怎样去死。如何更好去活？如何更好地去死？因此，苏格拉底说：学习哲学是练习死亡。学习哲学是走向死亡的准备。道家把生死看成一个自然的过程，认为活着要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逍遥，死亡意味着心灵冲破了肉体和世俗的束缚，获得彻底的自由。“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佛家把生看成是无明和愚痴。生意味着苦，死意味着暂时的解脱。如果没有觉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命就会永远在六道轮回中流转。儒家对生死则采取肯定和乐观态度。儒家认为，生死是一个过程，是状态的剧变，是气的聚散转变。生命来自太虚本体，又归于太虚本体。生命的价值在于肯定人生，崇尚仁义，践行道德。“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应当生得其所，死得其所，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君子曰终，小人曰死。”（《礼记·檀弓》）而且，儒家把道德生命提升到与天地参，永恒绝对的高度。

20世纪40年代，海德格尔对于死亡做了哲学史上最系统、最震撼人心的哲学思考。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最独一无二的可能性；死亡是此在不可避免、不可逃脱的可能性；死亡是此在一切可能性的消失的可能性。恰恰是死亡把个人交付给自己。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痛苦与解脱，堕落与拯救，罪恶与惩罚，偶然与命运，因果与报应。“除了惊异和怀疑，对死亡、痛苦、罪恶、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等‘终极境况’的意识，是哲学最深邃的根源。”[4]生命个体正是在这种所谓“终极境况”中，陷入终极困惑，提出终极疑问，叩问终极意义，寻求终极关怀。

生的烦恼、死的恐惧，爱的苦闷、情的痴迷，青春的忧郁、情感的迷茫，生命的飘摇、生活的感伤，怀旧的情结、归家的冲动……因此，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无休无止的疑问和惊诧。“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5]人拥有自我意识。人活着，人意识到自己活着；人痛苦，人意识到自己痛苦；人孤独，人意识到自己孤独；人无耻，人意识到自己无耻；人将要死去，人意识到自己将要死去。对于人生宇宙的终极问题，超出了理智，超出了逻辑，哲人永远在沉思，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依然不断追问，苦思冥想。“哲学家就是那种不断经历着、不断看着、不断地听、不断地怀疑、不断地希望、不断地梦想那超乎寻常的事物的人。”[6]

哲人似乎恰恰思考不能思考的东西，思议不可思议的对象。人们曾迷信科学万能，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然而面对宇宙生命的终极疑问，理智永不可知，科学无能为力，技术无可奈何，不管科学多么发达，技术如何先进。“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7]因为生的世界与死的世界、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事实世界与意义世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理智不能思考超理智的对象，科学不能研究超科学的东西，那是人类信仰和实践的对象。

生命体验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命运与偶然的体验。诗人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8]人生在世，许多偶然的事件不期而遇。一个突然的人生变故，可将个体所有的奋斗和努力化为泡影，变成乌有。人各有命，大不相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人的一生充满偶然，人的命运充满神秘。旦夕祸福，人生逆转；命运变化，神秘莫测。每个个体生死寿夭、贫富贵贱各不相同。司马迁曾对命运发出著名的追问：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史记·伯夷列传第一》）

命运与偶然也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哲学必须思考命运，为个体提供关于命运的智慧。命运就是各种现实、未来遭遇的总和。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有过去才有现实，有现实才有未来。在西方思想史上，既有笃信命运的宿命论、命定论、神学目的论，也有彻底否定命运，主张一切都是偶然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命运女神始终冷酷无情，变幻多端，不可捉摸，从古希腊《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安提戈涅》等悲剧可以看出命运女神变化无常又冷酷无情，而人只能无可奈何地遭受命运的折磨和摧残。

基督教主张，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是有罪的。生命的原罪使人的一生都是为了赎罪。对命运只能等待被动接受，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或惩罚，完全听从上帝的安排。“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罗马书第十二章》）“善人行善，处处求生；恶人为恶，自速其死。这是天理的循环，也正是神的报应。”

佛教认为性命无常，主张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讲求因果报应。一切都是由业力而生的果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涅槃经》）“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佛教三世因果文》）“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大宝积经》）从而破无明，断烦恼，了生死，得自在。

道家认为，命运是无法违抗、无可奈何的异己力量，对于命，人力不能左右。庄子认为就如同儿女与父母的血缘联系，臣与君的政治关系，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逃脱的。“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德充符》）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庄子的态度就是平静对待，泰然自若。“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庄子·秋水》）命运不可知，命运不可改变，人就应该完全接受命运的安排。命运变化有时与时势相关，所以人既不用怨天尤人，也不必努力改变，耐心等待时势变化，反而无忧无虑，不喜不忧。生与死、得与失、贵与贱、穷与达，我们都要顺从自然。“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德充符》）“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道家的命运观，就是安时处顺，宁静淡泊，自由自在，逍遥自得。

对于命运，儒家则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认为生命个体可以创立自己的命运。儒家的命运观可以概括为知命畏命、正命立命。孔子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故能临大难而不惧，弦歌而不辍，此乃圣人之勇。孔子数次受挫，几次身处绝境，但君子“固穷”，从容面对，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因为孔子自觉天命在身，无所畏惧。孔子可进可退，静待天时，弘毅精诚，死而后已。

儒家承认命运，理解命运，对命运怀着敬畏之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人生的大智慧。孔子说自己五十才知天命，可见知命之难。“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不仅个体之生死富贵贫贱，与命运相关，“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而且天下道义之存亡兴废也都与神秘不可知的命运相关。“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儒家强调道德对于生命的崇高价值，主张命运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人应当讲求仁义，恪守道德，即使是死，也应当死得其所，虽死犹生。如果侥幸行事，违反纲常，恣意妄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愧对生命。“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人天命在身，天赋人性，君子存仁爱之心，养仁德之性，修身立德，不管生命寿夭如何，足可侍奉上天，从而创造自己的命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儒家看来，君子求己，命由我立。遵循天理，听从天命，从而创造命运。

二、生命体验与终极关怀

生命的二重性决定了生命体验的终极性，生命体验的终极性集中体现于生命个体的时空性。生命个体是存在于时空中的。肉体生命短暂，但灵魂渴望精神生命永恒；肉体生命有限，但灵魂渴望精神生命无限；肉体生命相对，但灵魂渴望绝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终极依据是什么？经验世界之外有没有超验世界？世俗生活如何具有神圣的价值？短暂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超出个体的有限性把短暂变为永恒？

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沉思包括三个内容。一是自我反省，即自我反思，自我认识；二是超越反省，即反省超验对象、绝对实在、终极存在；三是反省当下所应该做的。自我反省、超验反省之后，即反省当下应该做什么。[9]第一层次自我反省是自我对身心、道德、信仰、能力的反省，第二层次反省是自我对神圣性（神、上帝）天（天道、天命）的反省，这两个层次的反省其实就是“究天人之际，穷心性之源”，在天人之间寻找安顿心灵、安放生命的地方。

哲学活动与生命的体验，尤其是生命的终极体验密切相关。哲学家思考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宇宙天地万物的关系，寻求人类的自我规定，找到人作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哲学其实就是理性和思辨的基础上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规定、自我意识。柏拉图曾把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快乐。爱胜者的快乐是看到胜利，爱利者的快乐是得到利益，哲学家或爱智者的快乐则是“看到事物实在的愉悦”。柏拉图说：“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而且，“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10]事物的“全部”、“事物的实在”就是现象背后的本质。看到“事物实在”意味着理解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寻到了宇宙人生的绝对实在。“古今如梦，何曾梦觉？”（苏东坡：《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只有看清事物的本体、本身、本质、本然，我们才能从人生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哲学家一直努力理解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寻找宇宙人生的绝对实在，从神秘的Logos，到柏拉图永恒的理念，到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海德格尔的Being……西方哲人如此，中国先哲也不例外，从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到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气、朱熹的理，王阳明的良知……都是寻找超出经验世界的终极依据、超验对象，探求超出有限性的无限性，超出相对性的绝对性，因为只有超验对象、无限性、绝对性，才能为有限、经验、相对的个体存在提供终极价值、终极意义。

人在天与地之间，人在物与神之间。只有人能够俯仰天地，贯通万物。哲学是爱智慧、爱宇宙与人生的大智慧、爱宇宙人生的终极智慧。宇宙人生的大智慧就是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获得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哲学总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11]哲学家应当思考终极存在。终极存在必须超越主体和客体、对象和过程的关系，形成对生命个体关怀的无条件性和无限性。探究人类精神生活意义和价值的绝对性、无限性、终极性，本质上就是终极关怀，而哲学家就应当思考并提供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个体超出有限性，获得无限性，超出相对性，达到绝对性，从而获得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终极目标、终极来源、终极根据。

【参考文献】

[1][4][9][德]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第11页；第86～87页。

[2][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法]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6][11][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页；第12页。

[7][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7页。

[8]北岛：《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

[10][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7页。^